外媒称，中国操纵着一个渔船网络，这些渔船被组织成一个在和平时期以及爆发武装冲突时具有准军事地位的海上民兵组织。这个海上民兵组织组成了一支非正规海军力量，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提供了低成本的兵力扩充途径，加大了任何对手在作战、法律和政治方面面临的挑战。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8月10日报道称，中国海上民兵巨大网络的规模和范围使得作战空间复杂化、令任何对手的决策过程退化，并导致对手陷入政治上的两难处境，这将让对手们在海上危机或海战期间更为谨慎地采取对付中国的措施。法律方面的蕴义同样重大。

报道称，在海战法则方面，海上民兵消除了战舰与民用船只之间长期以来的区别。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最近开展的研究《海战法则和中国的海上民兵》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海战法则保护武装冲突期间沿海渔船不被扣押或袭击。尽管战舰可以与帮助敌军的民用渔船交战，但事实上可能无法区分合法船只与那些被纳为解放军海军辅助力量的船只。无论海上民兵是否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在战场上的出现都会让敌人面临棘手的法律和战斗难题。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1900年1月有关“帕克特·哈瓦那”号的案例一样，在武装冲突期间利用渔船并不一定是新现象。在美国海军在美西（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期间扣押古巴渔船“帕克特·哈瓦那”号以及“洛拉”号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命令释放它们。

报道称，在印度与中国的战争期间，美国第七舰队受到编入敌人战斗序列的渔船的纠缠。1964年，北越利用渔船报告美国战舰在北部湾的位置。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份解密研究报告称，在美国军舰“马多克斯”号从2000码外经过两艘渔船的同时，“一艘身份不明船只向一个身份不明的岸基运输网控制站发送了一条讯息”。随后，“马多克斯”号很快便遭到3艘北越炮艇的攻击。接着发生的“北部湾事件”成为美国国会一份联合声明的基础，这份声明授权美国步入越南战争。在整个战争期间，渔船沿着海岸给北越军队运送补给。这些“水上后勤船只”对美国海军而言是一个持续挑战。

报道称，利用渔船作为海军辅助力量违反了区别性原则——国际人道主义法则的一个关键原则。该原则规定，应该保护平民和民用实体免受武装袭击。区别性原则的全部目的是保护平民并改善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区别性原则的中心目的是改善战争对平民的影响，但中国的海上民兵令渔船与海军力量之间的界限难以辨认。

中国拥有20万艘渔船，操控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渔船舰队。中国的渔业商业领域雇用了1400万人，占全世界总数的25%。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与武装部队协同行动，促进北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战略目标。例如，这些民兵曾卷入1974年入侵帕拉塞尔群岛（即中国西沙群岛——本网注）的行动，以及妨碍美国军事测量船自由航行的行动。这一海上民兵组织还向中国战舰提供后勤支持。例如，2008年5月，民兵组织的渔船向浙江省附近水域的两艘战舰运送弹药和燃料。

报道称，渔民被划归给一个个群体，或隶属于民用企业，并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以调动和促进中国在海洋上的利益。这些民兵组织的渔船配有先进电子设备，包括通信系统和雷达，这些设备能补充解放军海军部队的组成力量，并加强与中国海警等其他机构的协同能力。许多船只都配有卫星导航系统，能够追踪和传输舰艇位置信息，并收集和报告海上情报。

中国海上民兵承担的支持性任务可能令渔船在武装冲突期间成为合法目标，从而对中国或附近国家的合法渔民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这是中国“法律战”的一个例子，这是为反制对手而对法律概念或程序的扭曲。

报道称，由于渔船数量众多、海洋水域广阔以及美方缺少探测器，区别合法渔船与那些支持解放军海军的渔船实际上将是不可能的。

报道称，作为能够增强部队军力的力量，海上民兵构成了一个行动挑战，需要扩大美国和盟军的组成力量（包括战舰、潜艇尤其是无人机和无人水下潜航器）来管控这一威胁。随着北京进一步将海上民兵融入其海军力量组成，民用渔船与军事船只之间的界限遭到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