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DP（国际大洋发现计划）368航次出发前的培训会上，IODP工作人员卡洛斯（Carlos Zarikian）专门写了一句话：感谢中国科技部和中国IODP办公室的支持。

IODP 367和368航次，除了两位首席科学家外，中国还派出了24位科学家，占了船上全部科研人员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中国科学家这次主导了这艘开往南海的巨轮。

CPP模式让中国“超车”

中国主导，原因看似简单——中国是本次计划的“金主”。

IODP采取申请制，科研人员先写建议书向IODP申请航次，通过评审后，再等待安排航次。但实际上，通过评审的建议书已经大量积压，仅仅在美国，就有20多份建议书等待着被安排航次。

怎样可以走快速通道，抢个先呢？

IODP提出了一种新的CPP模式（匹配性项目建议书），由建议方寻找部分资金支持（每个航次600万美元），使建议书能快速通过评审并安排航次，出资方拥有船上科学家三分之一的名额，享有航次的主导权。

IODP 367和368航次，正是采用了这一模式。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我国提供1200万美元，其余航次经费约2000万美元由美方提供。这是国际大洋钻探在经费来源短缺的情况下采用的通融办法。

对中国和IODP来说，CPP模式是一种双赢。2017年之后，执行大洋钻探科考任务的“决心”号将前往大西洋实施钻探，可能要到2023年前才会返回太平洋。可以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而积压的大洋钻探建议书更是让走正常途径实现航次希望渺茫。CPP建议书可以走绿色通道尽早安排，而且，CPP出资方又享有优惠，可以成为航次的主导力量。一般航次，我国只有2个上船名额，而IODP 367和368航次，我国都各有13个上船名额。

通过CPP方式，尽快实行南海钻探，对我国掌握南海科学研究主动权非常重要。科技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以我为主的国际航次，是让我国进入国际科技最高层次、建设深海科技实力的一条捷径。

进入国际大洋钻探“俱乐部”

大洋钻探是地球科学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计划。它下海又入地，从1968年实行至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它证实了海底扩张、大陆漂移和板块构造的理论，极大推动了地球科学的革命。可以说，它在不断产生新的、划时代的发现，并不断破译海底的信息。

“地球科学发生了一系列革命，但之前中国科学家都游离在外。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们老一辈科学家就提出要参与大洋钻探计划。”IODP 368航次首席科学家、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翦知湣教授说。1998年，中国加入了大洋钻探计划（ODP），成为大洋钻探第一个“参与成员”。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汪品先教授的建议、设计和主持下，1999年春天，ODP在中国南海实施了首次大洋钻探，追踪东亚季风演变的历史。这是ODP 184航次。它在我国的海洋研究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实现了中国海域大洋钻探零的突破，使得我国深海基础研究跻身世界前列。

“2013年，我国正式加入由ODP发展而来的IODP，成为美国‘决心’号钻探平台的成员，年缴会费300万美元。不过，这一数目不到IODP年运行费用的二十分之一，在相应科学咨询机构的话语权很小。”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加强在海洋科技领域的投入。2013年我国以每年缴纳会员费300万美元成为新十年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的正式成员。

建造自己的大洋钻探船

当然，我国科学家也期待着，能从参与者变成主导者，甚至，能有自己的国际大洋钻探船。

“决心”号船长143米，宽度21米，排水量1.86万吨，能在海上连续航行75天。船上，还拥有14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供沉积学、岩石学、古生物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古地磁等专业人员进行科研。“它就是国际海洋科技的航空母舰。”翦知湣这样评价。

“我们现在有经济实力，中国可以建造自己的大洋钻探船。”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的讲座教授陈永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国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已经计划对此立项，打造世界第三艘大洋钻探船。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第二次南海大洋钻探首席科学家林间教授也认为，拥有自己的船，意味着拥有领导权和话语权。“过去我们只是跟跑，现在是并跑，但是在有些领域，我们应该领跑。”

翦知湣透露，我国已经制定了大洋钻探“三步走”战略。第一步，通过执行和参与大洋钻探计划，在取得重大科学成果的同时，带出研究队伍；第二步，自主组织专题航次；第三步，建造中国自己的大洋钻探船，从国际大洋钻探的参与成员，跻身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