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但是，中美关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对关系，因为一个是现存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一个是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新利益。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中美争夺霸权）、霸权衰落理论（中国挑战衰落的美国）、权力转移理论（世界权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民主和平理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等等。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没有同盟，美国的霸权地位会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如果失去了中国，美国也同样保持不了霸权地位，因为届时有可能会形成昔日美苏冷战那样的格局。

中美关系具有外在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很显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国际性，不仅表明了这对双边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也表明这对关系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考虑其外部性，也是两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G2结构表明，美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来处理全球事务。尽管美国不情愿，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其权力本质来说，美国是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权力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权力，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和其所拥有的权力对等。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更多的空间，中国也会去寻求相应的空间。中国创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仅是中国寻求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国际空间的努力的开端。如果美国不想看到中国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在现存国际组织和其他领域里，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

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首先就是要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前苏联路线。美国的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否认要排除中国，在理论上是向中国开放的。说到底，TPP就是制定新的更高层次的规则；用规则来消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一直是美国的有效手段。其次，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南中国海、新疆、西藏、台湾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

不过，这对中国也如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像往日的美国，在经济上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任何国家搭中国经济崛起的“便车”，在社会政治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有些像往日的苏联，过度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对外推销意识形态（民主自由），搞同盟战略，并且太过于聚焦于军事方面。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互动，不仅处理双边事务，而且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性事务，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受制于西方，中国并没有打算要“另起炉灶”，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一直追求的是在现存国际秩序里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并且中国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来消化和抵御美国有可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今天中国所进行的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相信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来消化美国的压力。

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作为一对结构性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整个国际关系就难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自私性质会促成两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通过竞争国际空间，各自来求得安全。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冲突的情形会随时产生。正如前面所引用的马凯硕的话，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这个“非常态”则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