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总体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交织的常态发展规律。但是，自习近平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开始呈现一种新的发展趋势。美国学者沈大伟将这种新态势称作竞合。从字面意思上看，竞合就是竞争与合作的混合。但事实上，竞合的含义更为深远，这种竞合关系乃是竞争主导，合作压制的竞争性合作模式，其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竞争模式的体现。

这与中美之前的合作竞争交织态势的最大不同即在于，竞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合作空间被大幅压缩，最终或将出现不可预测的冲突，打破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的常态发展规律。

新型大国关系与竞合的不可兼容性

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在外交领域的最为显著变化就是主动性增强。这在中美关系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在2013年的习奥庄园会晤中，中国首次主动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在于不搞冲突、不搞对抗，强调合作共赢、绝对收益。

如果对中国国内政治稍加关注，便可知中国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外延产物。对于中国执政者而言，构建一个和谐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然而，在国家制度体制、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实力对比等多方面，中美均有差异。

在历史文化联系方面，中美之间的共同点也极少。这些显著的差异性是构建中美稳定关系的重要障碍。而和谐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式。和谐强调一致性与差异性共存，强调和而不同，其最终目的均是维持整体上的稳定。如果从构建和谐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尽管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这并不表明中美无法构建稳定关系。如果双方能够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照顾彼此利益关切，通过克制自我行为偏好柔性方式解决分歧，以追求整体的稳定为目标，中美之间就可以构建以和谐而非冲突为前景的新型大国关系，从而打破修昔底德陷阱。

不过，尽管中国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构想看起来很美好，但其缺乏实质性内容、具体可操作的方式，这让美国提不起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与美国强调差异性、个体性的思维方式相比，突出一致性、整体性的和谐关系让美国很困惑。因此，在中国首次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美国人先是颇为惊讶，毕竟长期以来美国主导着中美关系的发展模式，中国多数情况下是被动适应。随后一段时间美国国内关于这一新型关系的讨论增多，但很快就开始消逝。这一新型关系构想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微乎其微。

在新型大国关系未能顺利塑造中美关系的发展轨道之际，美国以自己的方式对中美关系进行再定义。习奥会结束之后，中美表面上的亲密关系也随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争吵。这种争吵将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不断放大，合作的一面被逐渐压缩。尤其是在作为中美关系坚实基础的经贸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指责不断增多。中国的亚投行被美国认为是中国尝试构建地区秩序即是鲜明的例子。中美关系的这种竞合新态势与中国依据和谐思想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明显处于不兼容状态。

新常态的可持续性与可调整性

如果从2013年6月习奥庄园会晤算起，竞合模式已经主导中美关系近两年。在这两年里，中美在经贸、政治、外交以及防务领域爆发全面争吵。尤其是在军事领域，中美之间的纷争最为显著，尽管日前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中美达成陆军交流协议。问题在于，这种新常态会长久持续下去吗？是否会出现大幅调整的空间？

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新常态已经显示了其强大的影响力。如果中美之间的纷争持续，双方的底线也会逐步明朗，谈判的空间自然会被压缩，竞争将更加具有施展空间，新常态的持续将更为稳固。因此，阻止新常态持续下去的有效办法就是保持双方的政策选择余地，扩大双方的谈判空间，控制竞争空间的逐步扩大，克制自身行为赢取合作空间。要达成这些目标，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各级别对话必须放弃形式，进行实质性沟通对话。双方必须认识到新态势的长久持续对中美关系的巨大危害性，必须采取自我克制举动来缩小竞争扩大趋势。

6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中国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将于近期完成陆域吹填工程。之后，中国将在岛上进行设施建设，中国的这一最新姿态被认为是缓和南中国海局势的信号。接下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共同主持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第五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22日在华盛顿举行。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也在6月23日至24日在华盛顿举行。两国高级别官员和军方人士就一系列涉及两国战略安全的重要问题交换意见。9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访美。

这些都是中美双方阻止新常态持续下去的重要机会，也是新常态出现些许改变契机的重要时刻。如果中美抓住这些机会，则中美新常态的持续态势或将出现微调。中美如果能借此稳扎稳打，保住调整势头，则新常态转变为常态的可能性将降低。倘若中美只是走过场，或者各说各的、各干各的，那新常态将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届时再想改变乃至扭转这种趋势可谓难上加难。

作者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