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大国关系。两国交往越来越深，而在交往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是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事实上，中美两国决策高层对双边关系的关注点各有侧重。中方重点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秩序，而美方更为关注的则是中国对美国试图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在我看来，“两个秩序”或“两个领导权”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维护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政治稳定，就一直是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对内政策同对美政策是相互配合的。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中共中央就发布指示，要求“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国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1950年代，中共强烈批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人发表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和平演变”的言论。即使在1970年代共同反对苏联战略扩张的所谓中美关系“蜜月期”，维护中共国内领导地位这一主题也一再显现。近年来，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话语中经常可见揭露谴责美国破坏中国国内秩序的内容，比如谴责美国企图在中国煽动“颜色革命”，支持“台独”、“疆独”、“藏独”，破坏香港稳定等，并且号召人民共同抵制美国进行政治颠覆和思想渗透的图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关注，集中于中国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态度和影响。从中苏同盟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抗美援越”，美国视中国为敌，缘起于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构成威胁。尼克松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原因在于中苏战略对峙客观上有利于美国维护其全球利益，而不是因为中国国内政治发生了在美国看来“积极”的变化。

无可否认的是，美国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但究其动机，还是因为美国人基于其意识形态，相信中国如果进行他们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将会更快地“融入”现存的国际经济和国际安全体系，按照美国制订和维护的国际规则办事。近年来美国越来越担心的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可能抛开现存的国际秩序，另起炉灶，特别是将美国“挤出亚洲”。换言之，只要华盛顿确认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没有推翻美国霸权的长远意图，中国的国力增长和内部政治“收紧”，就仍然在美国可以“宽容”的界限之内。

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处理好“两个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这才是中美之间“相互尊重”的题中之义。

近来我经常就此咨询美国朋友的意见。我说：“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承认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国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许多中国人说，这些成就的取得应当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你们也许对此有所保留。可是，你们能说‘尽管有共产党领导，中国还是取得了巨大进步’（Despite th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China has still made great progress）吗？”美国人感到难以作答。但是我们都清楚，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性”，决定了美国领导人不可能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维护的国内秩序。

我也常听美国人说：“中国30多年来的巨大进步，是在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条件下取得的。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并没有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强大对中国有利吧？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行为如此不满呢？”对于此类疑问，我也很难做出让对方满意的回答。

其实，中美两国的高层领导对于上述疑问都已做出过澄清。奥巴马总统说，“中国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表示无意颠覆中国的国内秩序。中国官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转变为今天提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指出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向美方表示，中国无意在国际上挑战美国的实力地位，无意将美国“挤出亚洲”。但是，两国的政治精英和公众对于对方的承诺并不放心。这就是所谓“战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的最突出表现。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即中美两国应当实现“共同进化”(co-evolution)，在合作与竞争中促进各自的利益。我认为，决定未来中美关系方向的主要因素是两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而非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争夺或世界“老大老二”之间的权力转移。

近来有的美国人公开提出，由于中国的国际行为危害了美国的亚太“领导权”和全球利益，美应考虑加紧推行“反制措施”，甚至不惜破坏中国的国内政治稳定。这种想法十分值得警惕。如果美国真的这样做，就破坏了中美双方高层默认的底线，逼迫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更强烈地挑战美国利益。这是关心两国各自长远发展方向的有识之士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