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新的安全保障法案，包括将自卫队法和武力攻击事态法等10部法案修改后整合为《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以及随时可以派遣自卫队对其他国家军队进行后方支援的《国际和平支援法》的两部法案。这是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法律整备的重大转折点，而且从去年内阁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到现在议会通过安全法制修改仅一年时间都实现了，的确超乎了预期。

同一天，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对此表示了严重关切，表示疑虑和质疑日本是否要放弃专守防卫政策，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对日本安保改革表明态度的最高层级官员。

为什么安倍内阁要修改安保政策呢？不少中国专家的常规解读是安倍内阁的右倾化。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这对中日关系会有什么影响，然而鉴于战后日美结盟，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变化不可能绕过美国因素，因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看清楚安保改革的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背景以及对其产生的影响。

安保法案改革主要是日美游戏

长期以来，美国鼓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且承担更大的安全作用，而冷战中日本则一直是努力地缓解来自美国的这种外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对此次新安保法制应该持支持和欢迎的态度。问题在于日本的安保改革是在以中国的军事不透明及海洋安全上的挑衅作为重要理由，以及安倍政府保守主义的背景下进行，这让美国处于两难局面，不支持安保改革会让日本感到美国不可靠，过度支持则会损伤同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或者导致一个更加独立的日本出现。

第一，日本认为日美同盟可靠性下降是安保改革的主动力。日本认为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中国的崛起，地区的力量平衡会日益向中国倾斜，而这让一个长期在安全上处于依赖地位的日本感到了不安。对于未来东亚秩序的不确定性则让日本觉得有必要拉住美国，而拉住美国就需要更加紧密的同盟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保持在东亚的存在则需要日美同盟的延续，从这一点上来说安保改革符合双方的利益。

第二，新安保法制并没有满足美国的期待。对于美国来说，日本安保政策的修改最大的期待在于分担美国的安全成本，包括在全球的安全成本。而目前日本国内的讨论来看，主要集中在周边岛礁的防卫上，尽管撤销了海外派兵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对于海外派兵提出了很多的限制情景，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日本并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能够在全球范围支持美国的英国或者澳大利亚那样的亚式盟友。

第三，美国对于安保体制改革会不会让日本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主有不确定感。究竟安倍是否在利用强化日美同盟的辞令掩护下，为一个在安全上更加独立的日本做准备？实现了安保法制修改的日本下一步会是什么呢？一个焦点是日本是否应该保持“敌对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会不会升温，这个概念最初是针对北朝鲜导弹发射基地的先发制人攻击来保证日本安全的讨论开始的，今后不排除中日关系如果持续紧张，这种讨论会更多地出现在对中国战略中，这就会让美国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

另一个焦点是日本是否会加快修改宪法的脚步，日本修改宪法对于美国来说也同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可能会为日本成为更加完整的美国同盟国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日本安全政策同美国脱钩的部分增加。

日本走向正常化背景下的中日关系

安保政策的改革意味着日本在向正常国家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看待走向正常化的日本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

首先，需要考虑安保政策改革后的日本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结果。如果按照今年4月日美新的安全指针的精神来看，日美军事一体化是主要目标，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一种可能性是更加一体化的日美同盟积极干预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那就会极大地增加地区的不稳定；而另一种可能性是日美军事一体化如果不向前面的方向发展，则可能会让美国更好地管理住日本，因为军事一体化意味着日本在技术、情报、装备等将会更加依赖美国。

上述两种可能性都属于相对极端的例子，一方面日美需要展示一定程度的对华团结，但也不希望卷入战争，另一方面日本希望日美军事一体化程度提高，但日本也不愿意被美国完全控制。因而，走向正常化的日本很可能会在上述两种极端中间前行。

第二，日本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对日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在安全政策上大刀阔斧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放宽武器设备技术出口三原则，制定了特殊秘密保护法，网络安全基本法，修改了开发援助大纲，在历史问题上则出现不少反复的言行。对于中国来说，面对的是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日本，这个背后则是对美国是不是还能够管得住日本的怀疑，对于中国以往依靠对美关系来调节对日关系的传统思维受到了挑战。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对于日本安保政策改革的高度关注和警戒完全可以理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把安保改革等同于日本从和平国家转变为战争国家那种简单的口号式样的定性来代替细致的分析。

去年的习近平—安倍会谈到此次杨洁篪—谷内会谈，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正在转变对日外交的手法，日本的确是在走向正常化，但是如何走向正常化或者说走向正常化的程度则是可能被塑造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日本安保政策修改引发的担忧，实际上反映了中美日三边互动上的“零和思维”的恶性循环。日本担忧日美同盟不可靠，所以需要展示自主姿态拉住美国同时威慑中国，而美国则担忧日本可能不听话导致日美关系受损，需要展示对日本的支持维护同盟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需要考虑不激怒中国，中国担心日美同盟会向反华方向发展，或者导致日本成为脱缰野马。这种状况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对于中美日三国来说战略成本都很高，中美日需要的不是军事力量上的平衡，而是相互战略认知上的再平衡。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