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程国平近日在俄罗斯乌法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就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于6月份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出邀请信，正在等待日方答复。不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随后对此回应称，邀请信现在还没有送到，首相是否出席，还没有决定。但他同时表示“我们接到了中国方面各种各样的说明”，并默认两国正在就此问题进行磋商。

在中日关系依然敏感的情况下，中方未获对方首肯，就提前数月单方面向外宣布最高领导人已正式邀请日本首相出席本国举行的活动，异乎寻常。更为吊诡的是，向来对中日首脑会谈甚为积极并做出诸多努力的日本政府此次却表现谨慎，几乎不顾外交情面，否认了已收到中方信函，仅指出接到了“中国方面各种各样的说明”。

中日双方官员在习近平邀请安倍访华有关表述中的“错位”，凸显了中日关系的复杂背景和发展情势。就在中国方面声明邀请安倍晋三后不久，日本国会众议院票决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从而朝着解禁集体自卫权，改变“专守防卫”政策，迈出关键一步。在此之前，以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史无前例的国事访问为契机，日美同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美国允许日本为其军队的全球行动提供后勤支援。安倍内阁之所以敢于在超过一半国民反对的情况下，依靠执政联盟在国会的多数议席，强行通过安保相关法案，就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美国放弃“平衡”中日的策略，一边倒地支持日本，主要就是由于，在美方看来，中国在亚太相关争议海域趋于强硬的外交、军事和安全政策，改变了“现状”，危及了地区和平与稳定。由此显示出中国新战略在激发民族主义、提升政府强硬形象的同时，无疑也促成了美日安保同盟的强化，促成了日本实质上改变“专守防卫”政策、重获战后放弃的集体自卫权、为参与大规模的战争铺平了道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在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后对日施展的“脸色外交”，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为改变外交方式僵化、一味强硬易致负面结果的弊端，中国对日外交一段时间以来已变得相对柔性和灵活。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和在多边场合举行两次最高级别会晤，即是这一外交新走向的产物。中国此番出人意料地“冒险”单方面公布最高领导人邀请安倍晋三访华的消息，也是其策略性延伸，主要着眼点就是争取外交主动，展现中国愿意与日本对话的姿态，并谨防在国民中形成其将中日关系某些领域推向恶化的印象。而此举另一个重要动机是，在无力阻止日本安保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的情形下，至少能够在形式上牵制安倍晋三即将发表的战后70周年讲话，以免使自身陷入更为难堪之境。

引起中日攻防关系发生逆转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对外贸和出口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而中方全力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短期内难见显效，不得不依赖现有的对外贸易。

据路透社7月17日报道，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保住7%，金融业“功不可没”。该社援引独立研究机构莫尼塔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从可持续性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并没有企稳，上半年扣除证券业后的GDP真实增速大约在6%左右，这与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普遍感受完全吻合。这一报道含蓄但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经济得益于政府鼓励股市大幅蹿升才勉强保住了预期的7%增长率。

习近平最近在吉林的言论间接证实了中国实体经济的困境以及经济增长存在的严峻局面。他说：“中国梦具体到工业战线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把制造业搞上去，创新驱动发展是核心。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把实体经济抓上去。”熟悉中国国情的都知道，只有某个问题严重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才会在公开场合特别强调。而当这个问题由最高领导人来说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其严重性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尺度。由此观之，中国实体经济的寒冬已经到来，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晚近三十多年来最困难的格局。

日本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后，两国贸易连续三年下滑，其中2014年同比下降了1%，但仍达到了3124亿美元。《日本经济新闻》6月8日报道称，中国海关总署同日发布的5月份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按美元计价的出口额同比减少2.5%，连续三个月低于上一年同期水平。中国外需依然疲软，构成经济下行压力。海关总署以人民币计算的贸易统计显示，1月至5月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按人民币计价下滑了11%。

中日贸易额下降是把“双刃剑”，在中国遭遇经济寒冬的背景下，对中国的损害更大。为了应对经济增速放缓，提振中日贸易额，中国也有必要改善与日本政府的政治关系。

中方的急迫心情体现于一个细节中。当日本国会正在表决对日中关系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安保相关法案时，中日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机制正在北京运作。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进行了会谈。中国没有像往常那样临时取消对话。

中日高级别对话的重要性冲淡了日本安保法案出台的严峻事态。除了就安保相关立法向中方做出说明以外，谷内正太郎访华的最重要的使命，显系为安倍晋三可能的访华探路，与中方协商具体方案。为了在不刺激中国民众的前提下实现安倍的访华，此次会谈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协调安倍将发表的谈话措辞，使其足以给北京一个台阶，为其接待安倍访华创造适宜氛围。

安倍的访华，事关中国政府的颜面，如同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访俄一样重要。就目前所知的信息可以推断，世界上多数重要大国将缺席中国举行的纪念活动。如果没有安倍参与某些活动作为烘托，中国举行纪念活动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中国事先张扬安倍访华，是抱着“志在必得”的决心的，表面上看居于主动地位，但鉴于存在一些变数，实际上很可能陷入被动，落进自己设置的“陷阱”：就像安保相关法案是安倍政治理念的本质反映一样，对于战后70周年谈话，安倍不大可能做出任何重要妥协，中方所冀望的修改空间极其有限；为了与七国集团保持团结，尤其是跟美国步调一致，日本是有可能在最后时刻婉拒参加活动的。在此情况下，欲实现安倍的访华，中方势必要做出比日本更多的妥协——在事实上接受日本安保相关法案后，中国或许不得不以安倍修订谈话中的个别措辞为代价，再次接受安倍的谈话——为了一次象征性的访问，中国或将失去更重要的东西。

如若中方主动取消安倍访华，那么日本正求之不得，还可将责任反推给中方。无论何种状况，安倍和它领导的政府都不是输家。

作者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