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道歉，还是不道歉？”“是承认侵略，还是不承认侵略？”“是继承‘村山谈话’，还是不继承‘村山谈话’？”……几个月以来，围绕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战败70周年纪念日可能发表的“重要谈话”，不少媒体都紧跟着东京透露的虚虚实实之信息，忙着揣摩和解读。

有曰：“安倍不会照念‘村山谈话’，但会继承‘村山谈话’精神。”

有曰：“安倍会谈到‘反省’，但不会‘道歉’。”

有曰：“安倍将‘反省’、‘道歉’，但不会承认侵略。”

这些揣摩与解读，予人的印象是，只要安倍照念“村山谈话”，就天下太平，就是安倍的“让步”和“妥协”；反之，则意味着日本与亚洲邻国关系将充满变数。至于“反省”“道歉”“侵略”等字眼之增减，则似乎成了各方评价“安倍谈话”的重要基准和斤两。

但认真分析，“安倍谈话”的实质内容，早已体现在安倍及其鹰派智囊历来的史观表述中。咬文嚼字地去解读其“谈话”的可能“词汇”与关键词，并无实际的意义。说得确切些，哪怕是安倍有如六年六拜靖国神社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一般照念“村山谈话”经，也不意味着安倍与亚洲邻国的“史观摩擦”就告消除或削减。

从这角度来看，要深入探讨日本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还得了解战后以来日本人如何总结“战前”，如何看待“战后”的基本思维、论争和演变。

曲解历史 由来已久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日本保守阵营冀图主导舆论，否定侵略战争的思潮，并非始自今日的安倍政权。早在上世纪日本国内反战声势还十分浩大的六、七十年代，日本国内就已掀起一股“怀旧”的热潮。战前《练兵手册》的再版是一个例子；侵略军歌成为最有“人气”的歌曲，是另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周刊、杂志更假借“终战25周年”（1970年）名义，大量贩卖战前的理论，把领导战争的主将吹捧成为“英雄”。至于以保守阵营舆论堡垒为己任的《读卖新闻》，在这方面更有其特殊的表现。它借口从战前报纸了解“太平洋战争”，居然将当年宣扬“皇军赫赫战果”的该报重新印刷成“纪念版”，流毒四方。

其中最令他们怀念的是1942年2月16日出版的《读卖新闻》。其头版的头条标题是：“万岁，新加坡陷落”，副题是：“为大东亚而欢呼！骄傲！英国崩溃之第一步”。这张报纸不仅成为所谓“太平洋战争”版面的代表“杰作”，张贴在各书店的广告橱窗，《读卖新闻》还将它制成电版，作为《读卖周刊》的封面。

针对上述动向，曾经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后到现场采访的前从军记者，也是著名作家石川达三（1905-1985）在题为《战争足音频频可闻》的回忆录中，指出当年日本发动的战争“ 并不是一朝一夕突然爆发的，它是经过30年、40年的长期准备……”。在谈到当时（1970年）之局势时，石川满怀忧虑地说道：“战后的25年，（日本）是否已不再是‘战争’的准备期呢？不，在我们的周围，同样的准备正在开始……这是最近以来令我感到担心的一件事情。”

不过，平心而论，尽管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敲起了响钟，但日本社会弥漫着反战、厌战、恐战的气氛。自卫队每年无法招满名额，就是明证。1970年，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跑到自卫队总部切腹自杀，正是为了唤醒战后日人失去的所谓“大和魂”。

寻求医治“厌战病”“恐战病”良方

至于官方，为了医治日人的所谓“厌战病”和“恐战病”，更在教科书上大动脑筋，1982年以“进出”代替“侵略”的篡改教科书事件，正是如此思维与政策的产物。

然而，由于受到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当局为了收拾残局，只好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出面发表“宫泽谈话”，表明教科书将不违背1965年《日韩联合公报》及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的基本看法。“谈话”同时强调日本官方为促进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友好和亲善关系，在聆听各方对教科书问题的批判之后，日本政府有责任予以纠正。

针对上述日本官方自我许诺的“照顾邻国感受”的“宫泽谈话”，日本保守阵营从内心里根本就不认可。日本教科书在“宫泽谈话”发表之后，不是逐步“纠正”，而是背道而驰，就说明了这一点；安倍在第二次上台前公开扬言要抛弃官方有关历史问题的三大谈话（即1982年的“宫泽谈话”、1993年的“河野谈话”和1995年的“村山谈话”），更对此做了明确的表态。

参拜靖国神社是“战后政治总决算”的配套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这个保守阵营在实际上并不认可的“宫泽谈话”，其“照顾邻国感受（或感情）”的言辞与基调，也大有可以商议之处，其要害是以“照顾邻国感受”代替了历史的黑白与是非。从这角度来看，每当史观摩擦发生时，亚洲受害国如果不强调黑白是非的史实，而只是期待日方“不伤害邻国的感情”，有时就难免会陷入东京舆论诱导的“议题设定”。

同样的，为了扭转日本国内“厌战”“恐战”的主旋曲，日本当局的另一妙方是大打“参拜靖国神社”牌。1985年8月15日，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率领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军神”，毫无疑问，是与其“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配套出笼的。

不过，尽管有“鹰派中的鹰派”“平成妖怪”之称的中曾根“怀古情结”深厚，在他掌政的年代（1982年至1987年），鉴于国内外舆论的牵制，任何大臣如果公开为战前翻案，都得挂冠而去。1986年9月，时任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因发表“侵略有功论”，而被同样缅怀“帝国荣光”的中曾根当机立断罢免官职，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修宪最大障碍物”寿终正寝

如此这般急于“翻案”，但又不能说“真话”的日本社会，对于日本保守阵营来说，确实不好受。到了90年代，日本政坛有了极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被中曾根视为“修宪最大障碍物”的社会党消失了。

原来在1994年，时任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率领其党羽投奔自民党阵营，成立了被日媒讥为“面孔是社会党，身体是自民党”的二不像联合政权。当时，社会党就把其建党的家底卖得一干二净（包括承认自卫队不违背和平宪法等），日本从此进入了“总保守化”的时代。但够讽刺的是，社会党的这一“转向”，并未给该党带来新生的活力；恰恰相反，与自民党贩卖同等货色的社会党，失去了原本想牵制执政党的旧有选民的选票。社会党支持率一泻千丈，从第二大党沦为后来痛定思痛、易名为“社会民主党”的“迷你政党”，充分反映了该党没落的窘境。

“村山谈话”的发表，正是在社会党寓居于自民党联合政权，日暮西山、冀图聊表社会党“反战精神犹存”的背景下发表的。

但有趣的是，就在“轻量级首相”村山发表谈话的同一天，自民党“重量级大臣”桥本龙太郎却率领100余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足见“村山谈话”在日本当权者眼中的份量。

对于外交部来说，也许“村山谈话”的唯一妙用，就是作为反驳外国人指责日本从未道歉的挡箭牌。

了解了“宫泽谈话”和“村山谈话”出台的背景，再回头看呼之欲出的“安倍谈话”，人们就不会再为其煞有其事的“回顾20世纪、构思21世纪世界秩序与日本角色的有识者恳谈会”断断续续、刻意放出的试探风球和安倍的文字游戏，忙得团团转。因为，说白了，“谈话”的内容除了虚有其词的“反省+未来”之外，其中心主题无非就是促销“修宪内阁”美其名为“积极和平主义”的货色。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本文为作者不久前在“厦门大学新闻学茶座”发言的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