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往往是大国之间的政治（而非理性）博弈。因为每一大国都是独立的主权体，如果大国之间开始博弈，就很容易受很多非理性因素（例如民族主义和政治人物的个性等）的影响，博弈的结局并不见得就是博弈者原来所预期的，甚至相反。

很多迹象表明，中美两国之间正进入这样一种博弈状态。中美都希望彼此的博弈会是双赢而不是零和游戏。就中国来说，早就提出了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其本意就是要逃避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大国争霸而导致战争的“宿命”。从这个角度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不能逃脱零和游戏的博弈，两国的冲突也为期不远了。

中美近来博弈最直接的起因在于东海和南中国海问题。它们并不直接涉及中美双边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的深度卷入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和其同盟之间的关系，二是美国对中国的错误判断，以为中国要挑战美国。无论在东海还是南中国海，中国实际上并非肇事者，而只是对他国（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行为的反应。即使如此，美国选择和其盟友站在一起。美国的选择或许是因为被盟友所绑架，或许是因为要利用盟友来制约中国，或许两者兼有之。但不管如何，这种选择的心理基础，是其与日俱增的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美国在成为世界大国后，一直和其他大国争霸，对大国争霸学说深信不疑。因此，尽管中国选择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无意把美国赶出亚洲，更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美国的这种霸权信仰不可避免导致其对崛起中国的恐惧。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可以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个层面。尽管官方并没有完全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但的确认识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因为中美之间的高度互相依赖性（至少在经济上），也是因为中国并没有苏联那样的争霸方案，美国意识到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并非那样简单明了。所以，尽管官方有时也放出狠话，但反应还算节制，没有想把中国推向对立面。就美国政府来说，只要稍微理性一些，就不会把中国推向对立面。一旦美国失去中国，这个世界很有可能演变成往日美苏集团之间的冷战状态。如果中国离开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充其量也只是半个世界的霸主，而非全球霸主。

不过，非官方的强烈反应似乎显示两个国家关系的遽然恶化。自近代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情绪”的东西：如果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符合美国人的理念和价值观，美国就会充满乐观的中国情绪，甚至过度乐观；但如果中国的发展不符合美国人的理念和价值观，美国人就会对中国悲观起来，甚至充满敌意。再者，美国的“中国情绪”历来就是导致美国改变中国政策的重要因素。今天的情形就是，不仅往日的反华和对华敌视的政治力量再次抬头，而且传统上被视为是对华友好和同情中国的政治力量，也在急速改变态度。在学术和政策界，已经开始呈现出对华普遍的“冷战情绪”。

冲突会是人类大灾难

对中国来说，尽管很难控制美国内部所发生的变化，但如果建设不成新型大国关系，就会走向中美冲突的宿命。如果这样，便会是个颠覆性错误。现实中，在中美关系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大多数人都会关注谁输谁赢的问题，也就是零和游戏。人们假定，一方的失败就会是另一方的成功。实际上则不然。中美的冲突会是人类的大灾难。往日美苏冷战之所以没有演变成热战，根本原因在于两大集团之间的核威慑。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和美国的冷战还是公开的冲突，都会是颠覆性的错误。如果要逃避两国冲突的宿命，就要通过百倍的努力来建设意在逃避宿命的新型大国关系。

既然是博弈，就要充分了解博弈者和博弈的方法。不同的博弈者和博弈方法导致不同的结局。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在不同的博弈局面中争取最好的局面。就中美关系来说，中国必须了解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诸种方法，和这些方法背后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成如下三种。

首先，围堵、遏制。这是一种冷战的方法，是美国对付苏联的。在美国的一些势力看来，这个方法很有效，它不仅遏止了苏联的扩张，而且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当然，对苏联来说则是大灾难，使得俄罗斯直到今天仍然一蹶不振。尽管这种方法很难用于和美国互相依赖的中国，但美国国内不时会有人出来试图使用这种方法来应付中国。

其次，接触、融入。这在学术上被称为“社会化”，也就是被西方“社会化”。美国容许和鼓励中国加入现存国际体系，接受西方制定的规则。美国使用这种方法消化了日本、德国等，冷战结束之后也消化了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美国也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消化中国的崛起。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基本上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不过，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让美国感觉力不从心。

再次，把中国转变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承担维持世界秩序的国际责任。这种方法也是中国所可以接受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乐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问题出在中国向谁负责。中国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国际责任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中国会履行自己而非美国所界定的国际责任。在很多方面，两者并不见得一致。

因为美国在使用所有上述方法上不尽人意，随着中美关系大环境的变化，美国现在开始寻找新的途径，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今天流行于美国政策市场的方法是传统方法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哪种方法占据优势。在对华政策上，今天美国存在如下几个主要方法或者政策思维。

第一，现实主义派，以五角大楼为主导。这派类似于“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之前的新保守主义。这一派强调要利用美国所拥有的强大军事优势，使用冷战期间曾经对付前苏联的经济方法，缔结区域性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性贸易同盟；严格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尤其是可以转化成为军事用途的技术；在各个领域（例如中国的边疆、周边和主权问题）为中国的崛起制造麻烦等。美国认为，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为美国向中国开放，接纳了中国，给了中国搭国际秩序便车的机会。如果美国改变开放政策，就可以延缓甚至阻止中国的崛起。

第二，和平共处方法。这个方法有些类似中国本身所追求的方法，美国可以通过限制对台湾的武器出口，以获取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和平承诺、通过要求同盟（日本、菲律宾等）的克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的核心利益（主权）要求、通过改革现存美国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机构，让中国拥有更大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第三，求同存异法，美国一方面不会在美国认为会损害美国关键利益的问题上同中国妥协，例如当中国的“扩张主义”损害到美国或者美国盟友的利益的时候，美国需要和中国对抗；另一方面在一些关键问题和中国进行合作，例如朝鲜核武器问题、伊朗核武问题、气候和环保问题等等。

双方缺失“战略互信”

第三种方法多年来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调。现在的情况是，第二种方法很难在美国有市场，很容易被视为是“亲华”“出卖美国利益”。如果学界和政策界现在的“中国情绪”继续下去，这种方法很快就会退出思想政策市场。第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上升得很快，有可能和第三种方法中的一些负面（对中国而言）因素结合起来，演变成对华政策主流。

中国对美国国内各种博弈者及其方法也不是没有认识。中国实际的国际战略，和美国所认知的中国国际战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国也意识到，这种巨大的鸿沟的出现主要在于双方缺失“战略互信”。如果意识到这种“战略互信”是在双方互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中国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是应当有所作为，努力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认知。

对中国而言，今后相当长时期的外部挑战，就是如何管理美国的相对衰落及和这种衰落有关的战略心理。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前，能够对中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是美国，其他国家可能只给中国带来很多麻烦。要减少、控制乃至消除美国的威胁，就要管理美国的相对衰落和衰落心理。

美国和大英帝国不同。大英帝国的世界领袖地位是打拼出来的，知道打拼的辛苦。因此，在知道了自己的衰落不可避免时，大英帝国便制订了体面退出的机制。美国没有经过多少打拼便成为世界领袖。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互相战争，战后没有一个可以成为领袖，美国便被邀请成为领袖。战后，在和苏联的竞争过程中，美国用冷战方式轻易打垮了对方。其他地方区域性冲突或者战争，对美国只是维持秩序的次要问题，也就是其履行世界警察的职能表达。今天尽管美国相对衰落了，其霸权心态仍然坚不可摧，仍然具有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的雄心。

中国要管理美国的衰落及其衰落心理，至少必须做几件事情。第一，中国不仅必须避免和美国的军事竞争和冲突，而且要搞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军事合作。没有几个大规模的军事合作平台，两国很难建立最低限度的军事互信。第二，也是最为重要的，中国要克制自己，不和其他国家（例如俄国）结成同盟。一旦军事同盟形成，就会走上战争的不归路，无论是冷战形式还是热战形式。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战争都是在两个同盟之间展开的。中国应当坚持迄今为止的“战略伙伴”战略，避免结盟战略；前者是针对解决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后者则是针对第三国（即敌人）的。

第三，就美国内部力量来说，中国可以通过使用上述两种方法，有效结合第二、第三方面的政策话语和力量，避免让第一方面的话语和力量占据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最为重要的便是通过外部的更加开放，来促成内部的可持续发展，以实现真正的崛起。在美国对华政策趋硬的情况下，中国不仅不能搞民族主义，而且应当变得更加开放，不仅向其他国家开放，更向美国开放。只有实行比美国更加开放的政策，才能阻止上述第一种现实主义占据对华政策的主流。

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必须走下去，而需要政治家来构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是不会让局势这样恶化下去，而走入两国冲突的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