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党、市民团体、司法界和广大民众的一片反对声中，以执政党自民党和公明党居优势的日本参议院，已于日前强行通过《安全保障关联法案》。日本主流媒体宣称，这是“战后日本安保政策历史性的转折点”。

所谓《安全保障关联法案》，实际上是包含了迄今为止实施的有关日本用兵10大法令的修订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容许（当局）有限度地行使历代内阁否定的集体自卫权”（《读卖新闻》9月20日社论）。换句话说，尽管历代日本政府（包括高举“战后政治总决算”旗号的中曾根康弘）处心积虑要冲撞“不许拥有军力”的战后宪法第9条，但都不敢大胆立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因为谁也明白这是“和平宪法”最后一块遮羞布。

但这个谁都心知肚明的“违宪”行为，却在这回的国会票决中被“合法化”。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对队伍中，既有一以贯之、真心诚意反战和自发性参加游行的民众，也有一部分一向支持当局冲撞“和平宪法”诸多底线，主张修宪的保守派（包括一部分亲官方的司法界）人士。

后者与前者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全心全意维护战后宪法，力图阻止日本重走武装路线；后者虽然支持修改宪法，也同意在正式完成修宪法律程序之前对现有宪法的“扩大解释”，但这“解释”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立法当局可使用其“大多数票决”的“暴力”，轻易否定宪法的根基，则将可能带来日本“立宪主义＂的危机，后果也许不堪设想。

同样的，自民党的一些元老们之所以对此法案保留态度或颇有微词（其中有者甚至公然称之为“战争法案”），无非是担心不按照程序出牌的安倍走得太远，走得太快。他们明白，战后日本之所以要标榜与宣称推行“专守防卫政策”及对内对外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福田主义三原则”中最重要的原则），是有其万不得已的苦衷的。非不为也，不能也。

扮演“小骂大帮忙”角色

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再回头看日本官方在法案通过后发表的诸多谈话和主流媒体铺天盖地的评论与报道，不难发现其舆论诱导的重点之一是：“官方对此法案的真意说明尚嫌不足，今后有待继续解释和耐心地传达法案的重大意义。”

所谓“说明不够”，对官方来说，是摆出“自我检讨”的姿态，对某些主流媒体来说则是扮演“小骂大帮忙”的角色，借以让上街游行者“消消气”；所谓“耐心解释”，是指当局与大众传媒将会开展长期的舆论宣传活动。为此，对内，除了继续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等旨在激发狭隘爱国主义精神的古老手法之外，就是向国民强调“军事”与“外交”互动，两者不可缺一的重要性。

在解释为何要通过《安保关联法案》时，一家保守的日本大报就指出：只有提高牢固的日美同盟的抑制力量，并与相关国家加强战略外交的合作，才能制止朝鲜的军事挑衅和促使中国自我约制行使其霸权主义的行动，从而维持亚洲的稳定与繁荣。

换句话说，新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朝鲜和中国的军事威胁，及推行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战略。

如此这般将日本安保政策与“威胁论”紧密挂钩，制造危机感的宣传套路，当然不仅是面向日本国内（特别是对于充满“不安”与“焦虑”，担心卷入战火的民众），也面向国外（特别是深恐“皇军”卷土重来的亚洲人民）。

也许是因为“朝鲜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等的渲染由来已久，欠缺新意（确切的说，原有的用兵10大相关法无一不是在“苏联威胁论”等的鼓吹声中成立的），近年来一些日本专家学者试图另行包装，添加或套用其他话语来为日本全面松绑做“注脚”。所谓，“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哪怕是宪法修改，原有和平宪法精神犹存”、“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无奈的选择”等，就是此类的货色。

夸大“反战声势浩大”的背后

不仅如此，就连原本与安倍新安保法案站在对立面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声音，也有被官方、或替官方排忧解难者利用为“日本不会（离开和平宪法初衷）走得太远”的宣传材料。

面对着战后以来日本安保走向的“转折点”，不少担心日本重走老路的日本民众存有疑虑和不安，并发出强大的反対声音（这是他们表达反对立法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最后一次机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安倍政权要全面说服民众接受其“日美军事一体化”主张，在日本国内还会遇到一定的阻力，也并非虚构。

对于日本和平人士上述的呼声和努力给予热烈的掌声和评价是对的，但过于强调反战、厌战、恐战的日本民众对当局修宪派兵、行使集体自卫权还有强大制衡力量，或者说“四面楚歌”的安倍政权将会因此而自我约束，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解读。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今日反对新安保的主体力量，除了个别的中小政党和市民团体之外，基本上是自发性参加的民众，这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学生团体（“全学连”等）和工运组织、教师团体等为中心领导、有组织性的“60年安保斗争”、“70年安保斗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汹涌澎湃的反对安保运动，虽然无法阻止上世纪60年安保条约的修订，也无法改变70年安保条约的“自动延长”，但其提出的“倒岸”（打倒时任首相岸信介）和“粉碎佐藤政权”（即粉碎佐藤荣作内阁）的主张，在一定的程度上发挥了政治作用。

特别是1960年全国数百万群众参加示威游行的抗议活动和“倒岸运动”，由于声势过于浩大，迫使原定访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不得不临时取消访日行程。为平息民众的怒火和收拾乱局，岸信介在强行通过安保法案的“大功告成”之后被迫宣告下台，由幕前转入幕后，继续操纵政局。当时还年幼无知的当今首相安倍晋三，据说由于天天听着围绕其岸（信介） 家府高喊“反对安保”“打倒岸信介”的游行队伍的口号，也在家中跟着高嚷“反对安保”当游戏，而被疼爱他的外祖父劝阻，并诱导他改喊为“赞成安保”。

从“国论二分”到“总保守化”

了解了这段战后日本围绕安保问题“国论二分”、保守派与革新派对决的兴衰史，期待安倍政权“照顾民意”放弃或放缓军国的脚步，不能不说是非分之想。

尤有进者，环顾今日站在“反对新安保”前线的主要反对党，与60年代、70年代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维护和平宪法”为立党根基的最大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相比较，更是天渊之别。

说得白一些，经过90年代以来日本政坛的重新洗牌和“总保守化”（也是“总自民党化”），这回标榜与号召“反对新安保法”的政党，除了重拾社会党反战旗号，但已沦为“迷你政党”的社民党和停滞不前的共产党之外，余者基本上是支持宪法修改的修宪派。就以最大反对党民主党来说，其主要成员就是来自自民党，他们的鹰派色彩并不亚于自民党。哪怕是该党党内被视为最具“反对安保基因”的前社会党人，其底色其实是主张“创宪”（即创立宪法）。

试想想，不破坏或者舍弃原有的宪法，何来创立新宪法，足见所谓“创宪派”就是不折不扣的修宪派。依靠同样主张修宪派兵的民主党人来牵制安倍，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和期待与自民党合作无间、标榜“加宪”（即增加宪法新条文，变相修宪）的执政党联盟小伙伴公明党牵制安倍的想法，同样是天方夜谭。

至于当年一手执指挥棒，一手高举“反对一国和平主义”和倡议“国际贡献论”旗号，利用海湾危机为日本派兵海外鸣锣开道的时任自民党秘书长小泽一郎，这回以生活党首领身份反对新安保法，如果就此以为他已“转向”或据此得出“日本反对安保势力日益壮大”的结论，显然是不了解日本某些政客台上台下两套台词、两张脸孔的戏法，忘记了其基本不变的“安保观”。他们之不能被寄予期待，是不言而喻的。

明乎此，我们既要看到日本修宪前夕安倍大胆挑战和平宪法底线的蛮勇带来的冲击和反弹，但却不能就此误信或陶醉于“日本国内对安倍内阁仍有强大制衡力量”的假象。新法案通过后的日本将否成为脱缰之马，无疑是各方今后不能不密切关注的视线所在。

从这角度看，所谓“和平宪法精神深入民心”论、“战后日本法制健全”论……，虽有其真实的一部分，也有反被利用为放发和平烟幕之虞。论者不可不慎。

作者为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 卓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