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文化方法？从内部看，文化方法既包括中国漫长的历史传统方法，也包括建国以后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一些有效方法。历史上看，中国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历来就是强制力和文化两手。历代王朝，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分子加以镇压，同时也使用软方法，即宗教文化方法。在宗教方面，历代统治者还算开明。尽管他们大都遵循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教规，就是不让宗教影响政治生活太多，但是在涉及统治社会的时候，他们都很实在，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一般来看，统治者都采用多神教的方法，以满足各种宗教的信徒。

1949年建国之后，早期也是软硬方法并用。为了统一国家，对民族分离分子同样施以强制方法，但同时也发展出其他各种软方法。宗教方面仍然延续传统的方法，容许少数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同时，也有很多制度创新。其中，根据当时计划经济的特征，发展出种族混居方法。至少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各大城市，各族人民已经开始混居。当时由当地政府集体分配房子和居住空间的“分配制度”，保证了混居制度的实现。（实际上，这种混居制度有很大的优势，新加坡实行的种族混居制度，就是借助政府住房制度实现的。）在混居制度的基础上，各民族也开始通婚，并且为数不少。

但后来逐渐搞政治激进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的宗教信仰被禁止，把宗教信仰转化成为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是第一波破坏。第二次破坏发生在199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很多毛时代所建立起来的制度被废除，最主要的是民族混居制度。因为政府不再负责公共住房制度等社会政策，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混居制度也随之解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开始分居。这让民族间通婚也变得困难。再者，随着人口的流动，大多流向其他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也同样没有做到混居，而是形成了类似“新疆村”那样的民族分居现象。同时，传统宗教信仰更没有恢复过来，满足不了民族宗教信仰的要求，从而为来自外部的激进思想提供了文化环境。更糟糕的是，因为各民族间缺少制度化的沟通，彼此间的了解日渐减少，甚至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少数民族成员视汉族为异类、“异教徒”的概念再次崛起。

如果要把文化软实力引入反恐，从内部看，至少可以考量以下几方面的政策。

第一，文化重建。要意识到，在穆斯林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层面都在犯同样的错误，即把自己世俗的意识形态加于穆斯林人口之上。就美国来说，就是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就中国来说，就是共产党党内的精英意识形态。实际上，从长期的实践来看，很难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来管控普通信徒。因此，在这方面可以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针对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可称之为国家意识形态）适当地区分开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应当更多地放在党内精英，也包括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但针对普通民众，应当强调基于传统之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少数民族地区，就是传统宗教信仰，对普通信徒容许更多的宗教空间。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去监管普通信徒的宗教活动。上世纪80年代的做法，已经是深刻的教训。当时，把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视为是政府退出宗教领域，因此出现一波不小的宗教自由化，宗教活动呈现无政府状态。具体表现为清真寺建筑和宗教活动泛滥成灾。即使在穆斯林国家，清真寺的建筑和宗教活动都有相当严格的管制制度的。中国一方面要容许和鼓励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宗教信仰的复兴，但另一方面须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对之进行基于法律之上的监管。

第二、避免经济主义的误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举。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强调经济发展，并且提出“跨越式”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很重要。从全球范围来看，暴力多发地区也大都是贫穷地区；而中产阶级壮大的地方，即使发生社会不稳定，也会比较和平理性。贫穷使得人激进。就恐怖主义来说，中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动员者，而穷人则是“战士”，尤其是搞恐怖自杀的大都是穷人，也有少数接受了激进思想的中产者。法国近年来穆斯林恐怖主义事件连发，就与其国内年轻人失业率攀高，作为移民二代的穆斯林青年，与主流群体和价值观之间产生很深的相对疏离感有关。

控制恐怖主义者动员能量

经济发展至少可以控制恐怖主义者动员的社会力量。道理很简单，穷人越多，恐怖主义者所能动员的社会基础就越大；穷人越少，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就越小。穷人越多，社会矛盾和不满也越突出，恐怖主义者用来动员的资源也越丰富。很多微小的偶发性事件，都可能被有政治意图的动员者，上升到族群或宗教冲突的层面，从而引发大的事件。不过，光有经济发展，解决不了问题；搞不好，反而会导致无穷的问题。

这里有几点须要注意。其一，经济发展也往往导致少数民族意识的提高甚至高涨，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也随之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民族意识的提高。因此，教育的内容很重要，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少数民族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其二，对穆斯林人口来说，经济的发展方式很重要，一种比较公平的发展，远较高速且不平等的发展来得更重要。如果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过大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失业问题，也就是社会高度分化，不公平和正义感就会上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很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正努力促成少数民族成员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过，总体来看，地方政府还是倾向于经济的“跨越式”增长，而忽视社会公平问题。社会的严重分化，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动员的空间。

第三，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如果要解决和控制社会的高度分化，必须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不太一样的制度，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迄今为止，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有区别的制度，给少数民族很多特殊的优惠制度。正如很多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所指出的，这些优惠政策实际上不仅没有带来共同的国家意识，反而有效强化少数民族意识，即“我们就是和汉人不一样。”

鉴于这种情况，现在有一些人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主张要取消所有这些优惠制度。如果这样做，就会犯很大的错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不发展，发达的汉族地区有责任担负起帮助发展那里的社会经济的责任。如果少数民族地区停留在非常落后的阶段，从长远看，非常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整合。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做“加法”，即在整个少数民族地区，对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实行一律平等的社会政策，没有任何区分。从经济上说，国家也具备经济条件这样做。并且，如果要鼓励汉族人口能够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居住下去，也必须让他们得到一样的政策优惠。这样，长远可以培养不同民族的平等精神和国家意识。

第四，重建公共制度。多民族国家如果存在各民族可以共同活动的公共制度，从长远看非常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整合。因为正是在互动过程中，各民族互相了解、学会互相尊重和谅解。各民族成员如果要频繁互动，就需要一系列公共空间。如上所说，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已经开始建设公共制度，例如公共住房制度，实行各民族混居制度等；只不过这些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非有计划地要建设民族整合制度。多民族公共制度在新加坡非常发达，包括公共住房、学校、食堂、体育场等。今天，中国要有计划地建立这样的公共制度，既可从毛泽东时代的公共住房、医疗、教育等制度学习，也可从新加坡那样的国家学习。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