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方法如何可以体现在中国的外部反恐战略中呢？从外部看，中国可以制定一个意在动员温和穆斯林来管控激进穆斯林的文化大外交战略。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应当意识到，穆斯林激进主义已经是世界一大趋势。根据激进穆斯林主义的逻辑，如果放任这种趋势发展，恐怖主义会变得不可避免，因为激进穆斯林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向激进主义的竞争，谁激进，谁更接近“真主”。并且，穆斯林激进主义已经深刻危害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穆斯林国家本身。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东尽管是世界穆斯林国家和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但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人口并不在中东，而是居住在包括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在内的非中东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国家的努力下，大部分穆斯林人口相当温和理性。东南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曾经大力推动穆斯林的温和化和理性化。和中国一样，中东地区激进穆斯林也在深刻影响着东南亚地区，使得当地一些穆斯林，尤其是年轻人自我激进化。如果不采取措施，就会演变成这些国家内生的激进思潮。实际上，这个趋势在“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之后表现得很突出，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这些年来也面临防止激进化、反恐的艰巨任务。

中东地区的穆斯林是如何激进化的？这里有很多原因，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穆斯林内部的教派冲突，不同的教派有着不同的政治力量或政府支持，教派之间的竞争也往往导致政治力量间或政府之间的冲突。今天的穆斯林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中东少数几个国家促成的。一些国家的政府被认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

其二，西方反恐战略的失效。现在看来，没有任何力量，包括西方以军事为核心的“硬力量”和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软力量”，可以阻止激进穆斯林主义对这个世界所构成的威胁。

其三，西方理想主义的失败。西方的理想主义不仅表现为在中东地区推行西方式民主，更表现在西方本土的实验。长期以来，西方认为其开放文化能够吸收消化本土的穆斯林文化。早期，西方自信地认为西方文化是“大熔炉”。但显然没有成功。没有人会认为西方文化能够完全吸纳穆斯林文化。后来，西方退一步鼓吹“文化多元主义”，即多元文化共存。但文化多元主义也同样失败了。很多穆斯林移民的后代自觉很难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被边缘化（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结果导致激进化。他们有的在本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成为西方内生的恐怖主义者，有的则奔向中东，加入了中东的恐怖主义队伍，伊斯兰组织就是如此。

其四，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世俗化。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战后，随着各种大众消费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兴盛，宗教不再至高无上，基督教提供精神需求的职能也逐渐弱化；另一方面，正因为基督教本身的衰落，为了能够吸引教徒，基督教也开始与时俱进，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比如西方很多基督教国家，陆续通过了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同性恋婚姻法。基督教精神统合性的衰退，使得很多的人开始转入强调精神力量的伊斯兰。伊斯兰的力量壮大，以及前面所提到的存在于其背后的复杂政治力量的角逐，都与穆斯林的激进化有关。在亚洲国家，佛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本来就是世俗化宗教。尽管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宗教繁荣，寺庙的香火旺盛，求神拜佛的队伍络绎不断，但其背后则是宗教精神职能的严重衰退。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现象也刺激了重视精神信仰的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捍卫自己的信仰的意识，这种意识非常容易被政治力量动员而走上激进。

但如果过分夸大中东的穆斯林恐怖主义力量，就会变得非常悲观。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说，中东地区少数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已经“绑架”了中东和非中东地区的多数温和穆斯林。人们切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温和穆斯林信徒也是受害者。

用温和制约激进

在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化大外交的理性就是，要应付穆斯林极端主义，只能用温和穆斯林的力量。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温和穆斯林，在这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温和穆斯林能够结成一个联盟，推行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温和穆斯林运动，就会产生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就是说，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多种族、多宗教国家的合作变得非常重要。至少可以尝试如下政策。

其一，中国可以动员国内的温和穆斯林力量，加紧和这些国家进行宗教互动交流，和这些国家一起交流总结各种宗教和谐共存的经验。印度、印尼、马来西亚都是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尽管各种教派之间的冲突也存在，但总体上说各种宗教是和谐共存的。

其二，中国可以和这些国家合作，发展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温和化政策项目。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在这些方面是有经验可以总结的。中国本身也有很多经验。

其三，巴基斯坦在很多年里鼓励穆斯林激进主义，不仅对印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在巴基斯坦本身也深受穆斯林激进主义之害。中国可以通过和巴基斯坦的战略友好关系，鼓励巴基斯坦政府采取有效的举措，管控和压缩（甚至取消）宗教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印巴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增进中印、中巴之间的关系。应当认识到，巴基斯坦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迟早也会威胁到中国。

其四，中国现在正在从事“一带一路”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回避激进穆斯林主义。中国可以结合“一带一路”，一方面和当地政府合作从事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合作搞文化大外交。实际上，文化交流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这里，要把宗教文化的交流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五，中国可以借此拓展和西方的合作空间。这样做并不是说文化外交可以完全取代现在西方的军事方式。要遏止恐怖主义有时仍然需要军事手段。并且现实地看，西方也不会放弃军事手段。文化外交可以是军事手段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必须意识到，中国这样做，也是中国追求软力量非常有效的手段。这样做，如果现在还很难断定会不会比现在西方主导的以军事打击为核心的方法更有效，至少提供了另外一个政策选择。这可以导向几个正面的结果。首先，这种选择和西方的现行做法区别开来，因此彰显中国外交特色。其次，拓展和那些有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很多都是“一路一带”沿边国家）合作。其三，这是一种文化多边主义政策，有利于文明的对话，防止恐怖主义扩散成为文明之间的冲突。

总之，如果文化大外交成功了，不仅对中国本身的国家安全有巨大的利益，对区域甚至国际安全有巨大的利益，也可以成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巨大软力量。中国、印度等都是基于古老文明之上的国家，这些古老文明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有能力为世界秩序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选择。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