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11月初参加了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1世纪理事会（贝格鲁恩研究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11月1日至3日）。时值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刚刚通过了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方对会议的重视是显见的，有十几位部长和地方首长亲自与会为参会者解读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具有了实质性的外在影响力。不管中国国内发生什么，都会对外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人民币无论升值10个百分点还是贬值10个百分点也不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有实质意义的影响，但今天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2个百分点的变动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一直紧盯着中国的变化，尤其是政府层面的重大政策调整。也正因为这样，中国近年来把让世界读懂中国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本身就是这一努力的产物。

“读懂中国”是一件既利己也利人的事情。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及时向外界传递国内的变化，以便世界了解中国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本身了解世界的一个过程，发现问题之后，也可以自我调整政策。再者，中国和世界的沟通也有助于双方之间避免产生重大误判。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看，让世界了解中国是中国软力量建设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现实地说，“读懂中国”是一个长远的事业。从国际关系的历史来看，这并非容易，而是需要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努力。人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中国和世界沟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总体上看，中国的“受众”分为发达的西方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群体尽管对理解中国都深刻兴趣，但关切点不同。这里讨论的主要是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互相沟通问题。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西方的沟通一直很频繁，但不难发现在很多对话场合，双方还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面，两个话语体系之间没有有效的互联互通，很多方面的沟通都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交互的地方并不很多。当然，这方面，中国并非特例，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最主要的是近代以来西方一直主导话语权这个事实。近代以来的整个社会科学体系是西方创立的，然后传播到其他国家。社会科学就是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的科学。不难发现，今天世界各国所使用的解释社会现象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始于西方，来源于西方。西方的话语体系就隐含于西方社会科学之内，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其话语体系也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其二，非西方的接受者的问题。西方的话语体系传播到非西方国家之后，非西方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话语体系。尽管非西方国家通过反殖民运动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话语体系方面并非这样。很多国家的话语体系始终处于西方的“殖民”之下，而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一些国家尽管试图想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但自己建立的体系不被西方所理解。

其三，西方话语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往往把自己置于理想的一端，而把中国等国家置于非理想的一端，人为制造了不同话语之间的鸿沟和差异。西方善于把事物两分法，例如“法治”与“人治”、“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不自由”等等。两分法说到底就是把世界简单分成“黑”与“白”两种，好像除了这两种颜色，世界上就没有其他颜色了。这种简单的思维使得西方自己为理解其他社会设置了无限的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其四，西方和其他国家的“时空错位”。生活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人们对感兴趣的经验现象很不一样。例如，西方美国因为已经处于社会经济的高发展阶段，对社会的政治权利深感兴趣，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对社会经济权利更感兴趣，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权更为重要，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前，很难实现西方式的政治权利。再如，西方美国对完全的经济自由感兴趣，因为西方的企业已经发展出了足够的能力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而发展中国家往往要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赶上发达国家，为了追赶，国家很难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样，西方美国重法治而轻政治权威，因为它们的法治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已经相当完备，而发展中国家的重点仍然在如何使用政治权威去建立法治，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既没有法治的传统，现实生活中也不见一套有效的法律制度。简单地说，西方希望能够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看到“现在的自己”，而发展中国家对西方过去的经验更感兴趣，而非西方的今天。

上述这些现象已经成为事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不得不接受。对中国来说，人们也不能有太多抱怨。说到底，如何让世界能够理解中国，这是中国本身的责任。中国不能掌控西方如何理解中国，所能掌控的是如何创造诸种条件让西方来了解自身。尽管作为建设软力量的有效方式，中国已经把“读懂中国”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但在很多方面，中国仍然不知道如何有效塑造这种软力量。近年来，在解读中国方面，人们不难观察到几种情况。

其一，“中国模式”的争论误入歧途。前些年，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创始了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但这个可以成为“读懂中国”突破口的研究项目很快就演变成为左、右派之间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人们的焦点不是解释“中国模式”本身，而是论说中西方模式的好坏。自由派痛恨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抛弃这个模式，甚至用西方模式来取代中国模式，而左派则不切实际地夸张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甚至可以用中国模式来取代或者终结西方模式。自由派认为中国生病了，西方没有生病，似乎用西方的健康来证明自己已经病入膏肓的现状；而左派则想通过数说西方的不健康来证明自己的身体健康。实际上，无论自由派和左派的逻辑过于简单，并不能成立。但这场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仅没有人真正努力去研究中国模式到底是如何的，反而在国内制造了社会层面的高度分歧。很简单，盲目崇拜西方或者盲目崇拜自己，都不是在“解读中国”，而是在“误导中国”。在国际层面，这场争论不仅没有促成告诉西方中国模式到底是怎样的；相反，正如西方用意识形态看中国，中国也似乎用意识形态看西方。这就造成了一些人所说的“互相忽悠”的状况。

其二，“中国特色”神秘化。如果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发生在社会层面，那么代表官方话语的“中国特色”同样解读不了中国。“中国特色”的概念已经确立多年，但人们从来就没有对此有过任何科学的解释。实际上，每当一种现象解释不了的时候，人们便拿“中国特色”来解释，但这个“特色”又是什么呢？人们并没有把此说清楚。这样，“中国特色”经常被神秘化。说到底，很难用“中国特色”来说清楚中国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自己的特色呢！如果“中国特色”不能去除神秘化，那么就很难让世界来理解中国。

其三，借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很多人意识到，为了向西方解释中国，不得不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因为没有建立在自己经验之上的概念和理论，人们只好简单地向西方采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用西方的概念例如市场经济、经济自由、市民社会、法治、政党等等来解释自己的。但基于西方话语之上的“解读中国”并不能使得西方真正理解中国，因为所有这些方面中西方之间只有相似的表象，而没有实质性的类似性。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很难有效应用到中国经验。如果西方是橛子，中国是苹果的话，一种解释橛子的理论很难完全用来解释苹果，尽管两者都是水果。

概括地说，对中国来说，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关键在于首先理解自己；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之上，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在缺失建立在自己的发展经验上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要建立这样一套话语体系非常困难。作为大国，中国很难象一些小国那样可以用西方的东西来“包装”自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建设自己的社会科学和话语体系，中国责无旁贷，因为这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世界。

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下大力气培养一批既了解西方社会科学和在此基础上的话语体系，更了解中国发展情况的人才。这样既可以既要避免自说自话，也可以避免借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解释自己。

现在的情况是，尽管很多人都想建立自己的话语，但大都是自说自话，人家根本听不懂；而那些借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的，西方也不相信，因为中西方经验存在着如此的不同。尽管培养这样一批人才是政治任务，但是这批人才并不能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质。从意识形态出发只会对事物做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而不能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社会事物”来进行科学的解释。因此，所需要培养的是一批社会科学家，他们能够客观独立地来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及中国话语。

可以想见，这是一个长远的任务，但对一个崛起中的、对世界事务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件不得不做的大事情。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