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内部经济发展来说，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实际上，建设一个全面小康社会不仅居“四个全面”之首，更是去年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的核心。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所得（GDP）要从现在的7800美元提升到1万2000美元。考虑到目前经济急剧下行的压力，要完成这个任务也并非易事。再者，即使在这期间，中国从数字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也绝非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终点。相反，中国需要更长时间的可持续增长，把国家从全面小康社会水平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否则很难从经济上保障国家的真正崛起。

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中央政策环境是关键。不难看到，亚洲那些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主要是早先的日本和稍后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提供有效的中央政策环境，促成经济一步一步上行，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把经济体从低度发展转型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另一方面，亚洲很多其它经济体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尽管它们的经济增长潜力并不比上述经济体差（甚至要好得多），两者之间的国际环境也类似，但没有能够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而让国家直到今天仍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促使这些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尤其是低度民主陷阱，但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无能提供有效的经济政策。

中国目前力图通过供给侧改革，从短期来说阻止经济急剧下行，从中期来说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从长期来说促成国家进入高收入社会。供给侧改革的设计者当然是中央政府，改革意在激活中国四个经济主体即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的经济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正是这四个经济主体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好长时间以来，这些主体犹如进入“冬眠”状态，造成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急速下行。

要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央政府是关键。作为政策的设计者，中央政府要为所有这些经济主体不仅提供一个有利于它们从事正常经济活动而且可以刺激它们具有更大的动力来从事经济活动的政策环境。不过，中央政府需要明了自己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从近年的经济政策实践来看，很多方面的政策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大的方面来加以讨论。

第一，必须明了要以什么样的经济杠杆来推动经济增长，这里主要指财政和金融政策之间的关系。财政和金融都是政府可以应用的调节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不过，在过去的数年里，中国出现了过度依赖金融杠杆的情况，对整体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目前提倡的供给侧改革来说，这个趋向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加以纠正，更多的负面效果会出现，恶化经济环境。过度金融化有诸多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对2008年过度财政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的反应。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尽管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但为了防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人民币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这个方案尽管保证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延续，以致很多人对新的财政刺激方案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

其次是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极其庞大，项目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另一方面，即使还可以有新的建设工程，但已经很难对经济增长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再次是对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的误解。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推向了顶峰，其核心就是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刺激和调节经济。二战之后，西方各国大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用，维持长时期的经济高增长。不过，因为大众民主下福利社会的急剧扩张，西方政府把大量的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财政危机。结果，在政府大量负债的情况下，只好转向了货币供给。财政危机也就是西方诸国强调货币政策的特殊背景。离开了这个背景，就很难理解西方货币学派。但中国则不然，因为中国具有和西方很不相同的财政制度。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阶段，财政供给甚至比货币供给更为重要。

过度金融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不言自明。其一，和其它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走上了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维持经济增长的道路。其二，金融经济取代实体经济。金融经济本身需要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金融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不过，现实刚好相反，今天的金融经济在快速蚕食实体经济。因为金融业的高回报，大量的财力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很多短时间内拔地而起的金融保险业高调炒卖实体企业，它们炒卖企业就如同它们炒卖股票那样。所谓的“众筹”就是集银行、保险和传销于一体的投机金融。其三，制造深不可测的潜在的金融危机。前些年，浙江出现“吴英”金融案例，称是“非法集资”，还要把人送上断头台。但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现在的“众筹”和保险业在培养多少个吴英呢？如果和互联网结合起来，今天的金融业更是了不得。例如P2P就已经快速深入农村。一个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明白的东西，如何让农民搞得明白？金融业和互联网业是两个投机性最强的领域，两者结合起来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这和次贷危机之前的美国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可以加害于其他国家，而中国则只能演变成一场“强者”加害“弱者”的运动。其四，投机盛行而实干精神急剧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说，众创运动已经演变成为一场众炒运动，大量的年轻人转入互联网和金融。即使是“富二代”大部分也是在玩互联网和金融，根本没有其父辈开创实体经济体的精神。

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说，政府有关部门是有责任的。政府没有在金融互联网和实体经济之间设立一定的边界，制定企业买卖的规则，规范金融业，遏止金融业的无政府状态。政府不作为，导致了制度供给的不足。

第二，明了法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法治建设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的主题，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民粹主义盛行起来，很多方面的经济生活变得过度意识形态化。尽管民粹主义或者其它意识形态的复兴有其根源，可以理解，例如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缺失正义等等，但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无论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其背后都具有经济利益关联。作为政府，必须通过经济利益的调整来遏止意识形态化的泛滥化，而不是通过求助于意识形态来解决实际问题；否则，问题会持续恶化。（应当说明的是，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建设则是另外一件不同的事情。）

第三，明了全国性市场和区域市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中央政府注重跨区域的经济整合和市场的培育，例如京津冀、长江流域和珠三角流域等，这些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全国性市场的培育是中央的责任。同时，把市场做大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方法。但是，这并不是说，区域性市场不重要了。如果说全国性市场属于市场扩张范畴，区域性市场则属于改善、改进质量的范畴。中国已经形成了无数个区域性市场平台，但它们的附加值并不高。区域性市场的附加值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扩展市场而实现，而是要进入到市场平台的细节，通过改善、改进细节来提高附加值。可以说，细节改进也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第四，明了“大中央”和“小地方”之间的矛盾。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基本上趋向于“大中央”的局面，即提高财政占GDP的比重和提高中央财政占整个GDP的比重。现在各方面的顶层设计也是倾向于“大中央”的。作为一个大国，强中央财政显得必要。但是，如果地方过“小”，经济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型就会成为大问题，因为负责经济“细节”建设的是地方，而非中央。实际上，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经济问题都是中央过大，地方过小造成的。不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第五，明了给各类企业和地方政府“松绑”的重要性。给企业和地方松绑是80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有效改革方法。但长期的“松绑”也出现了诸多弊端，例如大规模的腐败和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因此，十八大以来，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对党纪国法的强调、重建政商关系等，在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同时整顿不规范的市场行为。这些有效的举措很有效。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新确立的市场规范和法治制度下，重新给企业和地方政府松绑。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如果不能调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积极性，那么单靠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更难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