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积极全面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银行，已经引发了中国是否正在试图构建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新秩序的疑虑。特别是最近刚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二十国集团（G20）会议结束后，更是引发了亚洲是否日渐形成了“中国秩序”（The Chinese order）的争论。

针对亚洲可能正在形成的“中国秩序”，国外媒体和学者有两种不同声音的解读。一种声音是将之解读为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朝贡体系的恢复。很显然，将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建立的国与国之间正常经贸和投资的“发展同盟”关系，解读为过时的不可被恢复的历史意义上的朝贡关系，这是一种故意的扭曲，其意图可能在于挑拨离间中国和周边国家正在构建的“利益共同体”。

另一种声音是将之解读为中国正在谋求构建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客观事实是，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国均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构建一个排除西方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地域世界，相反，中国愈加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各国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作为西方众多发达国家最为主要的贸易和投资国之一，相互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了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共同需求，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试图构建排他性的区域经济体的动机。相反，某些西方国家正在尝试构建一个排除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地区自由贸易和投资经济体，试图逆转经济全球化的既定趋势，这对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势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和压力。

事实上，亚洲已经形成了以产品链的不同环节生产分工网络为主的经济相互依赖网络，其包括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等技术、资金和市场领先国，也包括了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等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跟随国。而中国的“一路一带”战略，就是努力把这种亚洲各国之间已经逐步形成乃至逐步扩大的分工秩序和经济相互依赖网络，以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机会，向南进一步推进惠及到东南亚、南亚乃至环太平洋地区国家，向西进一步推进惠及到中亚地区乃至欧亚大陆地区的相关国家。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的经济体地位、自身拥有巨额外汇的投资能力、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参与、贸易自由化开放态度以及自身的独特地理区位特征，这“五位一体”的独特优势就决定了中国“恰好”能够成为亚洲经济相互依赖网络和分工秩序的核心地位。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身的市场需求规模将进一步扩张，对国外产品的进口容量会大幅度增加，从而导致中国对亚洲地区乃至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和吸引力会加速提升。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会逐步向产品链中上游转移，这就会使得中国将释放出更大的全球价值链中下游产业环节的转移容量，导致中国日益成为亚洲区域价值链乃至全球价值链的新转移和扩张的主要驱动力量。

这种情形下，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亚洲乃至全球的重新布局和扩张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就必然会逐步催生和塑造出以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溢出效应和经济发展机会的“搭便车”为内核的亚洲“中国秩序”新格局的形成。

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当前对外战略的关键，就是不要过度纠缠于南中国海领土领海纠纷、中日钓鱼岛冲突以及中印领土摩擦等事件，而是应该将全面推进亚洲区域价值链的扩张与深化，全面促进亚洲区域自由投资、生产和贸易一体化体系的形成，作为最为首要和核心的对外战略。

中国既定的要与亚洲各国实现“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构建区域的“命运共同体”的对外发展战略，要将这个战略落到实处，最为根本的抓手就是紧紧依靠“一体两翼”的战略实施，推进中国作为主导者之一的亚洲区域价值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形成和发展，充分发挥中国对亚洲区域各国经济发展的引导效应和带动作用。

事实上，没有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就没有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因此，维持亚洲和平与发展这根本大局，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基础所在。而亚洲多数国家政府均以发展经济和改善老百姓生活作为首要任务，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亚洲“中国秩序”的形成，本质上就是由亚洲多数国家的这个作为基础的现实需求来容许和驱动的。

一方面，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越来越转向中国这架发动机，而传输动力的路线就是中国国内市场和对外投资两个轴线；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可以推动亚洲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加速布局，而且，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布局必然需要得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的紧密配合，二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所以，中国的互联互通战略，将打通亚洲内部乃至亚洲和全球之间经济发展的传输通道，提供亚洲各国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与基础条件。

具有包容性的“中国秩序”

作为推进亚洲“中国秩序”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应遵循“一体两翼”的基本实施策略。一体是全面打造和推进亚洲经济发展和繁荣机会的经济一体化，两翼是依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来构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依靠丝路基金来促进中国和亚洲各国的生产转移、贸易和投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提升或深化。

这个发展思路与以往某些发达国家通过掌控的世界或地区开发银行来谋取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甚至借之来进行意识形式和价值观干预的思路完全不同。这个“一体两翼”实施策略，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的关键战略资源，成为中国维护亚洲乃至全球和平发展这个大局、谋取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外部环境的根本所在，也成为应对美日制衡中国战略的核心所在。

中国作为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亚洲“中国秩序”和“全球秩序”并不矛盾，也不存在任何冲突，相反，“中国秩序”是对全球自由贸易与投资体系，以及谋求共同发展机会根本大局的积极推进。“中国秩序”不是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州新政治与贸易治理秩序，而是全力打造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新政治与贸易治理秩序。

从二者的具体关系来看。首先，“中国秩序”不是对“全球秩序”的挑战，是对“全球秩序”的补充和发展，这是由中国所推进的亚洲范围区域价值链的“中国秩序”，本质上全球范围的全球价值链大系统的子系统之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与美国、欧盟等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相互融合与依赖紧密相关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布局的亚洲区域价值链，必然是对全球价值链的补充而非替代。

其次，“中国秩序”是促进现有“全球秩序”改革的激励和倒逼机制。事实上，现有的全球政治与贸易治理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适应全球各国谋求全面发展的多样化、复杂性需求，特别是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背离程度较大。中国倡导的亚洲“中国秩序”就是对现有“全球秩序”进行改革的组成部分。

中国需要以客观冷静的心态来看待现阶段亚洲逐步形成的“中国秩序”，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可无所作为；既要起到必要的促进与主导作用，又要以平等合作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各国。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中国不应该也不会偏离以谋求经济共同发展与繁荣机会为主线的亚洲“中国秩序”的基本主旨。

虽然当前的亚洲正面临“美国玩烧火杖、中国做擀面杖”的复杂格局，但是，毫不隐瞒地说，如果哪个国家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来搅乱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这个根本大局，破坏亚洲各国谋取经济发展的这个基本格局，必将遭到亚洲各国的反对和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