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仲裁案预计下个月公布菲律宾对中国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裁决。中国已声明不接受、不参与、不执行裁决。

中国一直强调，看待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不能只用法律的视角，还得用历史的视角，例如不能忽视“九段线”，以及中国在“九段线”内长期拥有的历史权益，也不能忘记中国曾经被帝国主义践踏的历史烙印。

中国对历史和现代法律的解读，为何一直无法获得国际历史和法律专家的普遍认可？本报访问中国、新加坡和英国学者，探寻究竟。

一谈到历史档案，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很是自豪。

他在海南向电话另一端的《联合早报》记者介绍：“我们院有民国时期的南海档案和历史文献，包括二战后日本投降中国派军舰去接收南海岛礁的照片，很多外国记者和学者看了后都很惊讶。”

按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今年3月的说法，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只要是炎黄子孙，都守土有责”。吴士存说：“我们多少代人，从小学的地理教科书就学到南海诸岛属于中国，‘九段线’深入人心。哪个领导人能说放弃九段线，放弃低潮高地？”

吴士存说，中国有大量史料证明，中国从西汉时期就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渔民世世代代在南中国海捕鱼。中国称，拥有在“九段线”范围内捕鱼、开采资源和管辖航行自由的历史权益。不过，这个观点在国际历史学界和法律界受到争议。

英国智库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洲研究员比尔·海顿（Bill Hayton）在著作《南中国海》中说，没有考古证据显示任何中国船只在10世纪以前驶入南中国海；最早在数千年前发现南中国海岛礁的是属于“努桑陶（Nusantao）海事贸易及联络网”的海上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国籍的观念，也不受任何国家组织管理，他们的贸易网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从澳大利亚到日本。不少国际学者认同海顿的论据。

同样一片海域，为什么中国和国际学者的历史观大相径庭？吴士存说：“我认识海顿，他来过我们这里。他的研究错了。外国历史学家不懂，因为我们的史料大部分是中文的；我正在对史料进行数字化，下一步是翻译成英文。”

国际法律界对中国在“九段线”内的历史权益也表示质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简称《公约》）1982年生效后，各国原先拥有的海事历史权益，一般情况下应让位于《公约》对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定义。

菲律宾向中国提起的仲裁案，诉求包括要求常设仲裁庭裁决中国的“九段线”是否能成为中国海洋领土主权的有效依据，以及中国是否享有“九段线”内的历史权益。

海顿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九段线’完全不符合《公约》，但中方却想方设法套用其他国际法，来为‘九段线’提供某种法律依据。《公约》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世界所有国家参与谈判制定的一套相对现代的国际法。反讽的是，中国为了躲避《公约》，竟转而依赖它经常高调批评的帝国主义版本法律——传统国际法。”

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生孔适（Isaac B. Kardon）在投给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文章中写道，中国的法律专家很少针对中国的南中国海立场的合法性进行独立研究，更多时候是根据官方预设的政策导向进行反向工程，为官方找出他们要的法律论据。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向本报记者分析：“中国人相信法律是人造的，可通过磋商和谈判被重新诠释。他们也相信国际法与政治利益是相连的。对中国人而言，他们无法信服国际秩序就是明确、客观和务必得到全面遵守。”

吴士存则为中国的立场辩护说，不能说中国不参与、不接受和不执行仲裁庭裁决，就是“大逆不道”。他重申中国的立场说，中国认为菲律宾在没有知会中国的情况下单方面提起诉讼，违背了两国同意以协商和谈判方式解决争议的协议。中国既然已按《公约》规定做出排除性声明，不接受强制争端解决程序，所以不参与仲裁案是合法的。

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认为，中国不愿意参与仲裁案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中国还没适应通过仲裁解决主权争议；二、中国怀疑国际法庭或仲裁机制因为由西方主导，所以不会有公正的结果。

李明江告诉本报记者：“第三个原因是，中国担心输了怎么办。去了法庭，就没得回头。”

仲裁庭预计下个月公布裁决。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托里（Ian Storey）博士受访时说：“中国自称是遵循国际规则和惯例的国家，如果不执行裁决，国际名誉将受损。”

斯托里预测，裁决出炉后，中国可能会设法“惩罚”菲律宾，例如限制到菲律宾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对菲律宾的农产品进口设非关税壁垒、向驻守南中国海岛礁的菲律宾部队施压，或者在黄岩岛扩建人工岛。

本周当选菲律宾总统的杜特尔特似乎不太支持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并称希望与中国进行直接对话。斯托里对此评论：“如果杜特尔特在仲裁案上走回头路，单方面与中国进行谈判，这将让美国、日本及越南等其他声索国感到惊慌。”

李明江估计，仲裁庭有可能会考虑到本案的政治因素而采取折中处理，例如用模糊的语言，表述一个比较容易让中国接受的裁决。“目的是不引起中国太大的反弹，也许还能起到给中国积极引导的作用，鼓励中国澄清它主权声索的具体含义，将来更贴近国际法。”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盛世辉煌，也曾遭受列强入侵，上个世纪来承受了百年耻辱，这被认为是中国人背负的历史情结与历史包袱。但受访学者指出，历史留给中国更大问题，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以致它难以从其他国家的角度看问题，尤其在安全课题上，中国的说法难以让他国信服。

如果坚决不执行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仲裁决定，中国下个月很可能招来国际舆论的连番炮轰。为了提前减压，同时巩固国内群众的支持，中国官方学者本周发表了一篇1万7000字的评论，阐述中国在南中国海课题立场上的合理性，还特地指出中国曾被帝国主义践踏，以此争取外界对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理解。

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傅莹，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本周在《中国新闻周刊》和美国《国家利益》同步发表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联合署名文章。

他们写道：“我们这个国家是在帝国主义铁蹄侵略和践踏之下跌跌撞撞进入20世纪的，中国人民无法忘怀曾有一个多世纪的屡遭外敌入侵、强权欺凌的屈辱经历，那是国家和民族不可磨灭的记忆。”

他们解释，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对涉及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抱有极强的敏感性，绝不会允许历史重演，“这是外界在看待和判断中国时必须了解和考虑的”。

不过，从中国周边东南亚国家的立场出发，被帝国主义者侵略的烙印并非中国独有，与中国有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东南亚国家都是曾吃过帝国主义苦头的“过来人”。历史的耻辱，难以让某个国家在主权声索的问题上，获得额外的尊重与特权。

当中国展现历史上被列强欺凌的受害者观点时，一些周边小国的反应可能是：现在看来，中国也是欺负小国的大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中国领导人知道许多小国是这么看中国，但他们认为，整体来说，这是一部分人被不友善媒体误导的结果。中国相信这些媒体致力于维护现存国际秩序，但中国不同意现存国际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中国近年在外交上的强势，以及国内媒体上一些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言论，让一些观察家担心中国是否期望周边国家像明清时期那样对它俯首称臣、处处为中国的利益着想。

王赓武认为这是担忧过度。他说：“没证据显示中国领导人还活在明代的世界里。中国学者也一再重申朝贡体系已成过去，不适用于当今社会。”

不过他观察到，中国在与外界接触时，确实还受到历史强国的思维的影响。

王赓武说：“遗留下来的，是一种优越感。许多中国人不经意地在言语中流露出潜意识中的优越感，而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对方的感受。当中国给邻国经济好处时，尤其在一些国家主动寻求中国援助的情况下，这种优越感更加凸显出来。”

英国智库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员比尔·海顿接受本报访问时也说，中国官员似乎意识不到其他国家怎么看待他们的言行，“这导致中国的区域外交政策一错再错。”

海顿透露，一名东南亚国家的高级外交官私下告诉他，“中国也许还未成为大国，却已有了‘大国的自闭’”。

“大国的自闭”（great state autism）是美国军事战略学家鲁瓦克（Edward N. Luttwak）在著作《中国的崛起与战略逻辑》中提出的概念，意指大国因对其他国家的关切不敏感而不懂得适当调整本国的行为。

近年在亚细安外交圈子内，不时会听到东南亚国家的官员抱怨中国外交官“霸气”。就连前殖民大国英国，也悄悄抱怨要“受”中国的“气”。英国媒体本周爆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英国前，某中国官员安排安保的态度，让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觉得“无礼”。

周边国家对中国怀有戒心，吴士存是清楚的。他受访时说：“中国现处在一个尴尬、特殊的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只想着怎么顺应世界、融入世界，可以根据他国，甚至日本的政策来调整自己。

“现在中国的块头已经足够大了，要它调整自己的政策去适应周边国家，已经不可能了。但中国的块头又没有大到能像美国那样，足以让小国调整自己的政策去适应它。”

吴士存指出：“现在美国怎么走，小国还是往哪儿跑。”

吴士存认为，中国目前这个从区域大国到全球大国的过渡期，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他说：“中国在发展的同时，如何让周边国家确信中国不构成威胁，如何增加它们的安全感，这是中国必须面临的挑战。”

他指出，中国提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就是为了要增加与他国的互信。

吴士存说：“我们要和平发展；寻求共同繁荣。时间会证明，中国是不是以大欺小，中国是不是强大以后，是不是认为might is right（强权即是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