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研究院于11月25日正式发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报告（2016）》。现将《报告》摘要刊登如下: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视和军事投入由来已久。冷战结束后，美国虽曾一度削减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自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执政以来，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显示出将关注重点和投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趋向。2011年11月，奥巴马首次公开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此后，美国又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前把60%的海军舰艇和本土以外60％的空中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的“两个60%”战略目标。

为积极推进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通过增加军费投入和军力部署、强化同盟伙伴关系、扩大军事活动范围等多种方式加速提升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

首先，美军持续加大军费和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一是美国国防预算持续高居全球首位，且近年来呈现“稳定增长”和逐步向亚太地区倾斜的特点，特别是强调为其持续推动亚太“再平衡”，从而为其保持在亚太的军事优势服务。二是美军逐步扩大和完善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网络布局。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5财政年度美军基地结构报告》显示，美军在亚太和太平洋地区有7个基地群，占其海外基地总数近50%。三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据统计，截至2015年，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有368,000人的兵力。其中，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军兵力约15.3万人，主要部署在韩国、日本、关岛、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同时，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指引下，美军正逐步将其“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等最先进的水面舰艇部署到亚太地区。

其次，美国不断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东海、南海和印度洋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三大重点区域。因此，近年来，美军通过不断加强侦察和情报、海上巡航和联合军事演习，以此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

美军舰机常年对包括南海沿岸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实施侦察和情报搜集活动。随着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深入推进，美国在亚太部署了更多性能先进的各型侦察机、无人机、电子侦察船、核潜艇及轨道侦察卫星等，其侦察和情报搜集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其中，中国已成为美军实施抵近侦察活动频度最大、范围最广、形式最多的国家，且美军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活动次数呈现逐年增长态势。美国通过派遣U－2、P－3C等空中侦察力量，“斯坦尼斯”号航母等作战舰艇，以及各式特种任务船在南海、东海等中国周边海域进行侦察和情报搜集。

2015年以来，美国军舰机以“航行自由”为名，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先后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渚碧礁、西沙群岛中建岛、南沙群岛永暑礁邻近海域进行挑衅性巡航，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并予以驱离。

此外，美军还逐步增加在亚太地区军事演习频率，扩大演习规模，并格外注重与东南亚各国，特别是南海沿岸国的联合军演活动，以此推进落实亚太“再平衡”战略。

最后，美军还通过加大军力部署和军备出售、加强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亚太盟友，以及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伙伴国的关系与军事合作，以此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受美军逐步加大在亚太，尤其是南海地区军事存在的影响，南海问题逐渐由原本单纯的岛礁领土问题和海洋管辖权争议向资源开发、海权争夺、航道管控等领域拓展，亦被域外国家赋予了过多的地缘政治色彩和军事安全考量。美国挑起的中美博弈成为南海争议的“新主线”，南海地区安全形势挑战亦日趋严峻。

特别是美国虽非南海有关争议当事国，但对南海问题存在维护所谓“航行自由”、巩固亚太同盟及伙伴体系、谋求亚太海上军事能力建设的绝对优势、试图掌握地区规则制定主导权等诸多利益诉求。

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逐渐增强，并先后经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初期的“相对中立和超脱”，1995年“美济礁事件”后由“中立”向“有限介入”转变；进入21世纪后，美国南海政策日趋强硬，逐渐由“幕后”直接走向“前台”，且“选边站队”迹象愈发明显。

显然，美国已把南海问题当作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抓手，正在通过直接介入南海问题增加中国崛起的成本和代价。

然而，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更肩负着共同的责任与使命，亦都致力于维护包括东海和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海洋的和平稳定。

鉴此，中美虽在南海、东海等敏感问题上的摩擦和较量有所增多，但两军高层对话渠道和两军重要交流项目并未中断。经过两国领导人及职能部门的努力，中美对建立新型军事关系，加强军事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已经达成一些共识。特别是两国海军舰艇和人员互访日益频繁，中国还应邀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美签订《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并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且两国双边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不断推进，为两军管控海上冲突危机，深化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以及增进海上互信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