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官媒报道，2015年将是“丝绸之路”规划进入实质性操作的阶段。从总体的战略目标来看，实施“丝绸之路”规划是为中国崛起提供持续的发展力量。

在这个整体战略目标下，包含三方面的具体战略：第一，面对日益严峻的边疆问题，中国需要审时度势改善边疆治理策略；第二，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乏力的征兆，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广袤的边疆地区则有可能为此提供新的空间；第三，中国在面临复杂地缘政治和世界格局下采取的新型外交战略。

上述三个具体战略目标，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递进关系，它们都服务于中国和平崛起这个大的战略目标；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边疆治理应当是首要考虑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边疆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这种严峻形势是立体和全方位的。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崛起的整体战略目标。因此可以认为：“丝绸之路”规划的战略构想当中，暗含着中国崛起的“边疆假说”。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是“边疆假说”理论的提出者，特纳“边疆假说”内涵极其丰富，归结为一点，可用他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的一句话概括：一部美国史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特纳认为，边疆是推动美国社会历史进步的核心动力，开拓边疆不仅使得美国在经济实力上成为最发达的国家，而且还培育了独特的美国文明和美国精神。

特纳的“边疆假说”并非仅适用于美国，考察世界现代主要国家的崛起历史，边疆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伯明翰之于英国、西伯利亚之于俄国、鲁尔之于德国。不难看出，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从沿海到内地的迁移。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描述了这种现象：水路比陆路开拓了广大得多的市场，各种产业分工和改良首先开始于沿河沿海一带，慢慢才会普及内地。

世界各国开拓边疆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计划经济方式和资本主义方式。前者以苏联对西伯利亚的开发为代表，后者以美国的“西进运动”为代表。尽管从类型上看，中国与苏联更相似，都是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开拓边疆。但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类似于西方世界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且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边疆开拓史，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与西欧、美国甚至俄国的边疆开拓史，有着结构上的区别。

以美国和俄国为例，美国西部和西伯利亚在开发之前，几乎处于蛮荒状态，而美俄对西部的开发，则具有明显的东部文明改造西部蛮荒状态特征。中国有近两千年的边疆开拓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边疆治理的整体观念：“大一统思想”和“华夏中心论”。入主中原的封建君主，以汉文化作为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标准，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边疆观念：边疆是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区域，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必要对边疆实施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

中国古代边疆并非蛮荒之地

在“大一统思想”和“华夏中心论”主导下，中国的边疆治理并未取得像美俄开拓边疆那样的效果。根源在于，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并非蛮荒之地，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文明。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他们在政治上具有“英雄式”的权力机制，在经济上具有独立的游牧经济基础，在文化上拒斥汉族文化和思想意识。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北方游牧民族也认为，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同中原相比具有更大优越性，这就与中原封建王朝的“大一统思想”和“华夏中心论”构成了紧张关系。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甚至征服中原封建王朝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处于现代性转型进程中的中国，在治理边疆思维上并未摆脱历史的桎梏，例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本意在于将19世纪欧洲的“民族建国主义”理论嫁接到中国，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边疆治理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策略，例如民族国家框架以及国际视野，但根本上并未摆脱传统社会治理边疆的思维，仍然属于一元结构式的治理：国家力量主导下的政治－文化支配力，向边疆单向辐射运动。

当这种传统的边疆治理思维，遭遇愈加复杂的现实环境，边疆治理的各种弊端和矛盾，开始集中显现。而今天的边疆治理困境与古代社会所不同的是：历史上的边疆问题，主要发生在王朝国家内部，即边疆与中原的对峙；今天的边疆问题除此之外，还被置于地缘政治和全球风险社会的格局之下，比如近年来中国边疆发生的多起“跨国民族问题”，加剧了边疆治理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如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今天的中国边疆治理面临着立体和全方位的困境，导致了比传统社会复杂得多的问题。从国家内部来说，诸如国家认同危机、政治合法性流失、生态风险、经济鸿沟加大等；从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来说，则面临着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边境冲突等棘手问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边疆问题，中国政府需要改善传统治理边疆的思维。“丝绸之路”规划的提出，则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新的边疆治理思维，应当既着眼于解决内部困境，又需要具备国际视野。从国家内部来说，必须将传统的边疆治理一元结构，向协同共治转型，在此问题上，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专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提出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边疆理论，具有借鉴意义，它指向的是中国“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差序格局；从外部范畴来说，中国的边疆战略不仅仅包括政治边疆和地理边疆，这些属于“硬边疆”，还需要开拓新形态边疆，例如战略边疆、文化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这些属于“软边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能否重构边疆治理的新观念并付诸实践，将成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崛起的关键因素。

作者是中国燕山大学文学与新闻系副教授冯月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