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称，南海仲裁庭的裁决给加快达成中国-东盟“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呼声带来了问题，随着中国和东盟小心翼翼地打造南海的“新常态”，它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7月31日发布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的文章称，在一名年轻律师在国际法院赢得不利于美国的著名仲裁案约30年后，南海仲裁案菲方首席律师保罗·赖克勒在海牙取得了又一场重大胜利。这一次的裁决结果是“中国在南中国海违反了国际公约的规定”。

中国所展现出来的政策方针是不接受仲裁，同时支持控制局势升级。与此同时，还表示愿意与菲律宾进行谈判。

文章称，中国所支持的“双轨”方针认为，争端应该通过直接相关方之间的对话来解决，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应该共同谋求南中国海的稳定。面对裁决，中国必须在这种“双轨”框架下谨慎实施一套“早期收获”的守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包括允许菲律宾渔民重新进入黄岩岛争议海域以及中国从仁爱礁地区撤走准军事存在。

北京还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澄清它对南海相关水域权利主张的地理界限以及它在这些水域所寻求的历史权利的功能性质。

同样，东盟也必须为裁决产生的影响做好准备，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影响。裁决否定了与中国在菲律宾大陆架上的地物相关的所有延伸的海洋权利主张，实际上支持了马来西亚和越南在2009年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划界案。

文章称，与主权相关的管辖权问题一向与关于稳定和睦邻友好关系的更大政治考量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执政者从不怯于在强硬与灵活之间调整自己的立场以适应眼前的战略形势。一旦菲律宾的“武装部队”或“政府船只”为在其大陆架上重启油气开发的私人活动保驾护航，美国就有可能被拖入冲突。这将对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一连串影响。

仲裁庭的裁决也给加快达成中国-东盟“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呼声带来了问题。行为准则适用于该地区的前提是南海相关方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海洋边界争议地区。在事实上划分了中国与菲律宾的海洋边界后（并提供了中国与越南的海洋边界划分原则），仲裁庭实际上削弱了继续达成所设想的行为准则的理由。

如果将围绕行为准则的互动简化成围绕预防机制的对话，制定并确定双方准军事力量接触和沟通的原则，那么这对东盟和中国都有利。这样一套准则可以参照多国间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来制定。

文章称，南海的“职能合作”范围无疑受到了限制。在没有需要争夺的地理重叠区域的情况下，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就会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没有争议就不需要搁置。

“职能合作”的性质需要从双边行动逐步发展成为跨领域的次区域活动。此类活动可以包括环境保护、海上搜救以及打击海盗和跨国犯罪的合作。

仲裁破坏了这种刻意的模糊性，这种刻意的模糊性曾多次推动各方寻求对该地区边缘地带争议问题的双赢解决方案。而现在，亚洲的又一个边缘地带被变成了——用曾任英国驻印度总督的寇松的话来说——“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现代问题悬于一线的剃刀边缘”。紧随裁决之后出现的脆弱平静是不可持续的。

文章称，随着中国和东盟小心翼翼地打造南中国海的“新常态”，它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它们要么可以支持对其声索海域内争议问题的排他性解决方案——这是沿岸国家的首选；要么可以支持全面而广泛的合作框架以确保和平与稳定——这是中国的首选。不管它们选择哪种道路，中国和东盟都必须首先就这一点达成重要共识。抹掉这一选择要比抹掉会议联合公报中的文字更难。得过且过也同样不是可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