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8年对于南海问题和南海形势而言，皆具有特殊的意涵。自2016年以来逐渐凸显的大国权力竞争终究还是浮出水面，成为主导海上形势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与中国-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海上合作加速推进、海上分歧得到持续缓和，形成了两道全然不同的风景线。

进一步讲，这一年的发展已经表明，南海问题已超越了“五国六方”围绕南沙部分岛礁领土主权及海域管辖权这一争议本质。域内外国家对地区的硬实力比较、规则和制度安排、话语体系构建的各种权力竞争不仅已为常态，更是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脉络”。展望2019年，南海形势将存在五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中美两国军机在南海的对弈将日益呈现“冷战”的特征。今日之南海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演变为中国同“美国＋盟友＋伙伴体系”间的权力斗争。从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称中美是“平行合作伙伴”而只有南海问题会有所冲突，到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在《2019年预防优先事项报告》将中美南海军事对峙列入预防冲突“第一级”，美国的同仁几乎没有不认为南海即将成为中美两国冲突的爆发点。

可以预见，出于一贯地维持力量相对优势、地区秩序主导地位、以及阻遏中国影响力全球扩张的考量，美国不会放弃盯住，更不会坐视中国在南海的举动；而中国为维护固有的主权、海洋权利和战略利益，更是不可能放任美国在南海变本加厉、针锋相对的战术和战略行动。中美双方虽深知发生大规模热战的代价，但两国围绕南海具有“冷战”特征的战略、外交、话语权和前沿力量的冷对抗，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持续笼罩南海的上空，这也决定了南海形势难以持续平静。

第二，日本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将呈现扩大化、体系化和常态化，中日在南海的全方面较量将因两国结构性矛盾的愈加凸显而加剧。在日本看来，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和相应军事力量显著提升，已经成为地区安全环境主要挑战之一。尤其是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和军事设施部署“威胁”到其“海上生命线”的安全。

同时，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一些战略规划文件中也不难看出，日本将南海视为其在扩大对东南亚地区安全事务影响力，以及向周边乃至全球投射政治、军事实力的抓手。在这种以权力为导向、以中国为“防范对象”的南海政策的推动下，伴随着日本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不断提升在南海争议敏感海域的活动，中日两国在南海的政治和外交博弈及一线军事部门的较量必将大幅增加，这势必会给南海安全形势增添不稳定因素。

第三，中国和越南的南海矛盾将向扩大化、公开化、尖锐化发展。越南将继“阿基诺执政下的菲律宾”之后，成为推动南海有关争议升温的主要因素。在过去的一年里，越南不仅多次尝试推进南沙万安滩北部海域油气区块的单边开发，还有意向外界泄露“准则”单一磋商文本，并提出将中国岛礁建设和设施部署列为“不合法”行动。越南的举动既招致了美、英等域外国家介入“准则”磋商，更是在中越之间挑起了新的矛盾。因此，在“准则”案文磋商的展开，中越之间的矛盾将愈益凸显，两国除了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战”会持续升级之外，军事和“准军事”力量围绕海上油气开发、岛礁建设和情报搜集的较量也将有所加剧。

第四，崛起的民族主义力量将成为影响南海形势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菲南海仲裁案的负面影响也将随之慢慢得到释放。目前，南海问题所催生的、2012年以来持续升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一些声索国国内仍然居高不下，并成为各国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或如菲律宾，为反对派用以掣肘杜特尔特政府决策施政；或如越南，成为决策部门的工具。尤其是菲南海仲裁案之后，各声索国国内不仅将中国南海主张视为“不合法”，更是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威胁者”。加之“准则”磋商、海上合作（油气开发）等议题的推进，各国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譬如，在国内精英的引导下，菲律宾国内民众去年对中菲宾汉隆起联合科考、油气开发合作备忘录签署的强烈抵触就曾使得杜特尔特不得不在对华合作上有所保留。

第五，“准则”案文磋商将再次拉大中国与声索国及东盟国家间的分歧，相关方间在一些关键议题上矛盾的鸿沟将逐步扩大，支撑2016年下半年以来南海形势持续缓和的中国-东盟南海共识将面临“被压缩”风险。

“准则”磋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望给各国订立海上行为规则、为管控海上危机筑起一道“防火墙”，但也会使得本已淡化、降温的矛盾和冲突再次凸显出来。“准则”适用范围、争端解决机制等旧“根结”，加之越南提出的禁止设立防空识别区、签署国内批准等引发的新矛盾，将随着谈判的一步步推进而动摇各方自2013年以来所积累的共识基础。这不仅将引发新一轮外交上的纵横捭阖，还可能为部分声索加快开展单边行动，如油气勘探开发等予可乘之机，海上形势也将因此而再起波澜。

总之，过去的2018年可以说是南海问题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而未来的南海形势必将沿着地缘政治角逐和大国权力竞争这条主线持续演进。这不论是对中国，还是美国、日本，抑或是东盟，都将是前所未见之变局。(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