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领导人3月中旬首次举行峰会，国际舆论场有关“四方安全对话”是否会成为“亚洲版北约”的讨论热度一直没有褪去。有媒体认为，该机制并没有淡化军事色彩，成员国已通过联合军演、在军事后勤等领域开展常规防务合作。也有不少分析说，“四方安全对话”与北约没有相似之处，且成员国都与中国存在紧密的利益联系，它们会非常谨慎地考虑挑衅中国带来的后果。曾经沉寂多年的“四方安全对话”现阶段成为“亚洲版北约”构想的主要依托，但其实，对于该构想的关注与议论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都有，只是其依托的机制、主要目的和成员构成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若是将目光再往前放久远一点，会发现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主导组建过东南亚条约组织，有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亚洲版北约”的组织。不过，该组织最终在1977年解散，是外界眼中一次“失败的尝试”。

在历史书里甚少被提及的“东约”

2020年8月31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提出美日澳印或将组成更大印太组织的可能性。但他的表态是试探性的，既未承认也未排除建立“亚洲版北约”。比根说，印太区域缺乏北约或欧盟那样的“稳固多边架构”，而建立“一个反映我们在印太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新机制”将是一项“巨大成就”，对美国而言，加入此类组织将是一个“轻松”决定。他称，该构想至少“值得探索”，但它只有在“如果其他国家像美国这样坚定时”才能成为现实。

针对比根的表态，“美国目的”网站刊文称，虽然不清楚“亚洲版北约”的构想在未来能否成为现实，但它以前确实存在过。1953年底，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出访亚洲返回美国时，主张在亚洲建立另一个北约。1954年，华盛顿打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以下简称东约）。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称，1949年新中国成立加深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担忧，后者决定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美国参加朝鲜战争、主导建立东约、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事务都起源于此。

根据1954年9月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东约于1955年在泰国曼谷正式成立，它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组织。虽然组织名称包含“东南亚”，但其8个成员国中只有泰国和菲律宾位于东南亚，其他成员国为澳大利亚、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

根据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网站的介绍，东约组织只有几项正式职能，它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成员国每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该组织举办各种文化、历史主题的会议和展览活动，以防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从“直接攻击”转变为“内部颠覆”。东约宪章还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重要“依据”。将越南作为受东约保护的领土，成为美国当时持续介入越南冲突的法律框架。不过，东约存在明显“弱点”。在解决东南亚后殖民时代的游击队运动和地方叛乱带来的问题上，该组织只要求协商，让成员国各自应对内部威胁。与北约不同，东约没有获得情报或部署军事力量的独立机制。

对于东约的成立，中国始终持反对态度。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传出西方要加快建立东南亚军事同盟的消息。当时与会的周恩来对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表示，中国愿意参加对柬、老和南越独立与自由的保证，但是如果它们被纳入东南亚条约组织，那一切情况就改变了。经过与美国的协商，英方两天后向中方承诺，柬、老和南越不会成为东约成员。在中国的影响下，缅甸和印度等国也没有加入东约。

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网站称，东约成员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陆续退出组织，比如巴基斯坦和法国，它们都不支持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而随着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东约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消失了，它于1977年正式解散。

在一些史学家看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是一份失败的条约，历史书里也甚少提到它。英国一名外交官曾在《每日电讯报》刊文，形容该组织是“一块遮羞布”，认为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掩饰美国赤裸裸的亚洲政策。

“美国目的”网站说，其实相比于多边战略，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更愿意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打造一个由各种双边同盟组成的轴辐式网络，因为它想避免卷入“北约式的亚洲盟友”带有各自目的的冲突。美国政治学者迈克尔·格林在其所著的《不只是天意：1783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战略及影响力》一书中写道，在这种心态下，华盛顿创造了“空洞”的东约，其“刻意模糊”了各种红线。

“亚洲版北约”构想随国际形势而变

进入21世纪，建立“亚洲版北约”成为国际舆论时不时拿出来热议一番的话题。美国合众国际社等媒体称，最早提出这一构想的是印度学者马达哈夫·纳拉帕特，他于2002年在与美国国防部的一次研讨会上主张建立北美—亚洲条约组织，该安全体系由美国主导，其他成员国还应该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巴林、卡塔尔等。

最近十年，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亚洲版北约”构想依托的机制、目的和主要成员也在变化。2012年前后南海局势升温之际，当时热议的“亚洲版北约”的核心是“美日同盟+N”——以美日为核心拉拢部分东南亚国家。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时，假想中的“亚洲版北约”则是由美国、日本和韩国构成。2014年12月，这三国签署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2016年11月，日韩签订《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些事件都在当时引发关于美国欲建“亚洲版北约”的热议。

近年来，“四方安全对话”成为“亚洲版北约”设想的重要依托。2006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提出联合跟日本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建立一道“自由与繁荣之弧”。2007年在他的建议下，“四方安全对话”正式启动。但是该机制在当时只是“昙花一现”，此后约10年都未得到各方积极回应，直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再次沉渣泛起。

对于“四方安全对话”能否发展为“亚洲版北约”，舆论场讨论最多的是美日印澳虽然都对中国持警惕态度，但对待结盟的立场不同。香港《明报》说，在遏制中国方面，美国的态度无疑“最积极”；澳大利亚虽然与中国“最无利害冲突”，但却因追随美国而表现积极。

让国际媒体最感兴趣的是印度和日本的态度。据《环球时报》驻印度记者观察，该国主流媒体和智库虽然普遍认同以“四方安全对话”为平台“对抗中国日益提升的影响力”，但对“亚洲版北约”的概念有所保留。印度观察家基金会此前刊文称，一方面，印度既不敢抛弃“不结盟政策”与美日澳等国深度捆绑，也不敢过分暴露其直接对抗中国的野心。另一方面，“四方安全对话”所有成员国都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或与中国经济发展高度融合。

不过也有诸如《印度教徒报》《印度斯坦时报》等媒体认为，如果该机制能够实现“帮助印太地区国家全方位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成为“亚洲版北约”将是水到渠成的，“区别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4月15日，印度外长苏杰生出席瑞辛纳年度对话活动时对“亚洲版北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此类说法“只是人们玩弄的一种文字游戏”，“所谓北约的（联盟）心态从来不属于印度”。

在日本，“亚洲版北约”构想去年曾成为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的一个话题，当时候选人之一的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提出要构建这一机制，但菅义伟批评此举“可能在亚洲制造敌人，变成反华包围网。从有助于日本外交的战略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正确的”。去年10月他当选首相后访问印尼时也表示，日本没有考虑构建所谓的“印太版北约”。

不过，如今中日关系形势变得更为复杂。3月，美日外长与防长“2+2”会谈在东京举行，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罕见地点名中国，称其行动“不符合国际秩序”。当时有分析说，美国高官将日本作为首个出访地，是刻意以“优待”姿态拉拢日本，让日本在一些问题上更加无法拒绝美国。

它们“过往的犹豫不会散去”

香港《南华早报》分析说，如果“亚洲版北约”想要发挥作用，东盟成员国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处于最佳战略地位。但观察人士表示，东南亚国家对加入这样一个联盟持警惕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吸取了冷战的教训，同时，这些国家也不想挑战自己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越南外交学院南海研究所负责人阮雄山表示，“东盟国家不愿意加入任何对抗中国或任何其他第三方的联盟”。另外，东盟成员国还担忧华盛顿会对加入此类联盟的国家作出多大程度的承诺。

“尽管宣传得天花乱坠，但现实中的‘四方安全对话’与北约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美国《时代周刊》3月刊文称，北约代表着文化上相似、并在历经冲突和危机后建立相互信任和合作的西方国家的战略。但是，如今美日印澳以及其他印太地区国家都在经济上与中国存在至关重要的相互依赖性。尽管“四方安全对话”重启了，但过往的犹豫不会散去。《南华早报》引述美国知名国际问题学者安明博的话说，“一个联盟不仅需要一种共同感受到的威胁，还要计算联盟成员国与目标国家之间关系的成本与效益”。

“拜登寻求遏制中国——但亚洲的北约在哪里？”美国《外交政策》近日刊文说，有美国官员认为，华盛顿不会为对抗中国而组建北约式的组织，但其确实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里，分别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打造了轴辐式条约同盟群。如今，美方尝试将这种模式转向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关系。拜登政府希望提升现有“组群”，但困难重重。另外，美国若想在亚洲构建如北约、“五眼联盟”一般的情报分享网络，难度很大。一些分析还强调，美国在亚洲的多数盟友担心的敌人并不相同。

《外交政策》提到，美国在亚洲与不同国家的不同关系，在言辞和身体语言中显露无遗，甚至对其最亲密的盟友。例如，布林肯在东京受到菅义伟热情欢迎，就像是会见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但在首尔，韩国国防部长似乎在挑战美国头号外交官对“朝鲜无核化”的要求。与此同时，日韩由来已久的敌意难以被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