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企业进行的海外投资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但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日本庞大的商业集团在日本政府与准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其投资规模仍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新冠疫情期间，虽然中日两国在东南亚的投资规模都有所下降，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中国与日本分别在越南河内与胡志明市承建的两条地铁即将开通运行，这不仅是越南现代化建设的标志，也是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激烈竞争的缩影。”随着拜登政府明确提出“重建更好世界”（B3W），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以及日本政坛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日本这个东南亚“安静的巨人”可能会改变之前的低调态度。

日本对东南亚投资领跑全球

对于日本来说，打造海外日本、藏富于海外的策略，如今已经不再是秘密。日本海外净资产总额排在全球第一，连续多年稳居全球最大债权国的位置。在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上也大有领跑全球的趋势，尤其是对东盟十国的直接投资。

《经济学人》杂志称，截至2021年7月，日本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未完成项目的投资金额共2590亿美元，而中国则为1570亿美元。日本经济产业省2021年7月公布的“第50次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在亚洲各国的现地法人共计约1.74万家，其中东盟十国的比例连续9年增加，日本企业进驻最多的东盟国家依次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此外，优则倍思（UZABASE）旗下的金融信息平台SPEEDA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企业在东盟国家的并购案数量达到145件。

日本财务省在2021年2月发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时隔4年出现减少趋势，约为2.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47亿元），占日本对外投资的12.2%，是日本对中国投资的两倍以上，是对美国投资的一半左右。

《经济学人》称，2015年，安倍政府启动了“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计划”（PQI），为东南亚国家基建提供资金。2016年，PQI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再次被公之于众，日本借此将其外交政策目标与投资优先事项联系在一起。相对于美国直言不讳地要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日本过去没有将其在海外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称为是与中国的竞争。不过，日本的战略在不断变化。

随着2018年12月《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生效，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进一步增加。2019年，日本制定了通过JICA（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对东盟十国的投资倍增计划。JICA虽名为独立行政法人，但直属日本外务省，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机构之一。

JICA的现任理事长北冈伸一，是日本自民党政权的智囊团元老。2007年4月到2008年8月，北冈伸一作为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私人咨询机构的委员，负责的课题是“日本持有集体自卫权的可能性”；2007年12月到2008年9月，他担任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外交政策学习会的委员；2013年，北冈成为第二次安倍内阁的“关于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盘再构建恳谈会”的委员之一；2015年，安倍发表战后70年谈话，拟定谈话内容的是一个由16人组成的秘密委员会，北冈也是委员之一，他主张没有必要在70年谈话中就殖民地与发动侵略谢罪。同年10月1日，他便就任JICA的理事长，正式从幕后走到台前，从之前旁敲侧击地影响日本国政，到以万亿日元为单位，对东盟十国开展投资。

日本自1954年启动“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上世纪90年代便在援助金额上排在世界首位。尽管目前预算已经减为高峰期的一半左右，但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资料，2017年日本对于东南亚、东亚的ODA金额为38.87亿日元，是德国的两倍多、美国的三倍多，排在首位。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祥表示，日本之前保持低调，主要与中日双方在东南亚长期形成的互补、互利以及相互依赖的关系有关。首先，东南亚国家发展阶段和水平不一致，日本重点聚焦在东南亚资本密集型产业、高科技领域以及现代金融服务领域等，早期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竞合关系更多呈现为以合作为主，即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内深耕，竞争和交叉领域相对较少。而且，东南亚是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最密集的地区，价值链和供应链不是特定国家能够直接否定或者直接干预的，鉴于中日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日本不得不对美国发起的制华战略搞一些模糊化处理，低调地先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完整性，才能使自身利益不受损。

陈祥说，但是这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投资，中国对外投资改变了过去那种相对低端、粗加工的领域，逐渐向上进取，对日本在东南亚长期投资中“闷声发大财”的领域形成一定压力。

日本对东南亚非常重视

从1543年种子岛上来自太平洋货船的第一支火枪改变了日本的政治格局，到岛津藩占领“琉球”这个“扼守太平洋的咽喉”，再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诸岛的侵略，翻阅日本历史，通过时间坐标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对于东南亚诸国的重视。正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印度太平洋时代的日本外交》中指出的那样，开放的印太战略是世界政治和经济重心向东部移动的里程碑式标志。

如今，东南亚依旧是日本重要的经济伙伴。据日本ASEAN中心2018年的数据，日本对东南亚诸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25万亿日元，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15%。以电子机械、服装、木制品为例，日本从东南亚诸国进口的制成品已占到日本制成品进口总额的67%。日本成为继美国、中国、欧盟之后，东南亚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

“作为曾经侵略过东南亚的二战战败国，日本最初是想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的形式来改变国际形象。所以在这些国家只谈经济不谈政治，这种低调是一贯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解释说，日本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也被称为“银弹外交”。

2017年，日本外务省面向东盟十国各300名18岁至59岁民众进行《东盟十国对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89%的受访者认为对日关系处于“非常友好”或“友好”的状态；91%的受访者对日本“非常信赖”或“信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日本政府ODA计划提供的经济和技术支持，87%的人认为“非常有用”或“有用”。在“过去50年间，哪个国家或地区对东盟发展贡献最大”一问中，选择日本的比例最高。

《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日本用ODA援助在柬埔寨湄公河建设的一座全长1500米的桥为例，当地人用日语读音称其为KIZUNA（绊，在日语中的意思为“友谊、纽带”），象征柬日友谊。柬埔寨还在货币和邮票设计上采用了日本政府ODA计划的元素，以示感谢。还有日媒称，泰国对日本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是两国都保留了皇室。

此外，一份在马来西亚发行的日语报纸《南国新闻》称，上世纪80年代，进驻马来西亚的日本企业大增，被派驻到当地工作的日本人也随之增多，日本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人结婚，拓宽了当地社会了解日本的渠道。这无疑增强了马来西亚的对日亲近感。

日本外务省2020年公布的资料显示，人才培养是日本与东盟合作3个新合作方向之一。2018年，日本在与东盟的首脑会议上就表明了目标，将在2023年以前培养8万名产业人才，以应对数字经济以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到来。

吕耀东说，“现在日本跟东南亚这些国家都有一些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安全层面上，日本在东南亚已经是进行全方位的加强了，并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日本战后在东南亚国家深耕多年，而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在日本看来，可能会产生中国要去东南亚“分蛋糕”的心态。

不过，吕耀东表示，在日美同盟的背景下，日本想要搞“印太构想”也需要找一些战略支点，不能完全依靠美国、澳大利亚或印度，也要靠东南亚的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

有日本媒体称，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在接受日方提出的“印太”概念的同时，着意“强化”俄罗斯、中国、朝鲜的“威胁性”，完全出卖了身处俄罗斯、中国和朝鲜包围圈之中，无法摆脱地缘政治影响的盟友日本。日本政府深知一旦大国间冷战升温，作为美国的“盟友”和接受其驻军的国家，日本必将首当其冲受到东北亚诸国的威胁。

日本将与中国竞争的资本押在东盟十国身上

随着中日两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建筑机械与能源材料等领域竞争日趋激烈，日本企业显然已经把与中国企业竞争资本押在了东盟十国身上。《日本经济新闻》称，中国三一重工公司正在加快拓展印尼市场，为此，将东南亚国家视为自己的“城池”的日本小松建设公司如临大敌，正通过推出中等价位的产品和完善售后服务体制保住市场份额。

目前，在整个印尼，中国三一重工公司的液压挖掘机运行台数超过5000台。日本小松建设公司社长小川启之在承认“三一重工的份额几乎和本公司相同”的同时，也毫不掩饰与中国企业展开竞争的态度，“要在我们的重要地区东南亚进行对抗，需要采取各种手段”。此外，由于用于生产锂电池正极材料的镍原料需求不断上涨，日本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正筹备在印尼新建一个从矿石中提炼镍的冶炼厂，并计划在2027年度之前将车载锂电池正极材料的产能提高至目前的两倍，希望与在印尼筹建大型电池厂的中国厂商宁德时代一争高下。

印度尼西亚大印尼行动党副主席特别助理王若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来看，中日两国在印尼的市场上的确有博弈。中国的影响力巨大，资金也充足，显得很有后劲，但日本经济援助的产品形象比较好，这就给了他们立足之地。未来，中日两国在印尼市场的竞争，很有可能是一个形象和质量的竞争。

陈祥说，鉴于东南亚是美日印太战略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心所在，这是两大战略交汇地区，随着双方战略性转型，尤其是美日制华战略的转型，就会形成重叠区域，整体上令中日在东南亚的竞争更复杂化和微妙化。预计中日双方在东南亚地区在经济层面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此外，对政治安保因素的考虑也会加入其中。

陈祥表示，未来日本可能会从基础设施的质量体系以及从基础设施对国家安全领域有长远影响的所谓“安保角度”出发，带动东南亚国家回避中国介入。从这次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总裁候选人以及其政治主张也能看出，日本政治精英和战略界人士已经紧紧跟进美国的战略转移，而且日本在对华战略上也更倾向于通过其擅长的经济领域搞“经济安保战略”来进行对华制约。

不过，东南亚国家的新冠疫情迅速扩大，给日本企业带来的打击也越来越大。《读卖新闻》称，东南亚国家的疫情扩大，为日本企业的海外蓝图投下阴影。2021年7月，日本清水建设公司、日本本田和住友商事等暂时撤走了在印尼的常驻人员。而在泰国，由于事实上的封城措施，日本公司的业务也受到极大制约。据泰国曼谷日本人商工会议所透露，曼谷自7月12日起实施了软性封城，多家会员企业决定撤离当地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