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6月28日发表题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时代>书评：崛起为超级大国》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通库·瓦拉达拉詹。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对俄乌冲突的反应混乱，任何对此感到困惑的人可能都想知道，是否有一些原则指导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作为远离俄乌战场的强国，美国是否应该对遥远的基辅作出承诺？美国应该承诺到什么程度？对自己有什么风险？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四个时代》一书中，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向读者表明，历史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他揭示了在华盛顿进行的政治斗争，这里是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不可知论者和国际主义者汇集之地。

曼德尔鲍姆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荣誉教授，他的这部作品按时间顺序描述了美国的“崛起”历程——从最初的“弱国”，逐渐成长为“大国”，进一步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直到目前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考虑到中国的崛起，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地位还能保持多久。

曼德尔鲍姆将美国的外交关系分为四个不同的时代。在第一个时代（1765-1865年），美国羽翼未丰，专注于生存和巩固自身地位。在这期间，美国打了四场战争，其中只有一场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美国比对手更强大。曼德尔鲍姆告诉我们，墨西哥战争也是最不寻常的，因为它仅仅是为了追求领土扩张，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则自称是“天命代理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并没有帮助传播“自美国建立以来就渴望传播到国外”的价值观。

第二个时代（1865-1945年）从美国内战结束时开始。彼时，大国可以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国外，美国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而工业革命的失败者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则惨遭淘汰。南北战争结束50年后，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蜕变为工业国。大量新移民来到这片土地，他们强化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理想主义特征。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将美国经济推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克服“根深蒂固的杰斐逊派”对扩张外交政策的厌恶，但美国在二战后还是成为全球霸主，这一地位是从筋疲力尽的大英帝国那里继承来的。

第三个时代（1945-1990年）是本书叙述最详实的部分。美国以最庞大的经济、最重要的货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原子弹终结了二战。但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美国与拥有核武器的苏联之间的竞争，两个所谓的“理念国家”开启了全球“体系之争”。外交政策领域也由此产生了新的表述：“超级大国”“冷战”“西方”等概念。

当全世界都在寻找与核武器共存的务实方式时，缓和的想法应运而生，曼德尔鲍姆将此归功于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尼克松带领美国与中国交好，给世界带来了“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而当里根总统开始对莫斯科采取“进攻战术”时，冷战很快就结束了。

美国国会大厦

第四个时代（1990-2015年）似乎还没有结束，我们并不清楚曼德尔鲍姆为什么选择2015年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点。在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美国是超级大国。国际关系变得“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和平，从而使美国的霸权地位得以延续”。这些年证明了“自由主义历史理论的乐观主义”。（有趣的是，书中并未提及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接着，局势发生了巨大的转折：“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导致美国经历了十几年的挫折。曼德尔鲍姆告诉我们，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既没有实现其目标，也没有扩大其实力。

本书以一个宏大的玩笑结尾。有人告诉我们，美国现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外交政策时代，也就是第五个时代，美国陷入了与中国的长期对峙之中。中美竞争的范围和条件是什么？曼德尔鲍姆在学术上不喜欢猜测，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们。但美国的外交政策面临着迄今为止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