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话”网站10月25日发表题为《世界失序的四种情况》的文章，作者是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战略与政治经济学教授戴维·巴赫。全文摘编如下：

我们面临深刻地缘政治分歧和极大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刻。世界显然不是要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状态。相反，潜在力量的组合颠覆以前的世界秩序，开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期。

四大变量是关键

我想看一看其中四种力量，包括美中关系恶化、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民粹主义和通货膨胀，设想今后两到五年的某些政治经济前景。

我将关注我认为未来几年将对全球商业影响最大的领域，尤其因为这些领域将产生互动。

首先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不仅没能像克里姆林宫和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的那样迅速制服基辅，反而越来越像是要输掉这场战争。如果欧洲天然气供应不足，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使预期的衰退加速出现，西方的团结将在今年冬天面临最大考验。面对愤怒和冷漠的选民，单个欧洲政府很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动摇。

其次是美中关系。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拜登政府加快从合作到对抗的转变，包括加强与澳大利亚等国在该地区的安全联盟、对微处理器等先进技术实施出口管制以及对台湾作出事实上的防务承诺。

过去几个月我与数百名主要是欧洲企业的高管讨论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我问到如果台湾局势升级他们怎么做时，他们陷入可怕的沉默。由于严重依赖美国和中国市场，汽车、消费和奢侈品等行业的领袖承认，他们没有行动方案。

第三是民粹主义。西方民主国家的选民越来越不信任全球化。与此同时，对民主的支持也在减弱，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

最后是通胀。对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这种深刻不满是在通胀达到40年新高之前出现的。作为回应，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提高基准利率，承认这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大多数分析人士现在预计大西洋两岸会在2023年出现衰退。

或出现四种情形

基于上面描述的各种力量，我一直在敦促不同行业的商界领袖考虑四种可能发生的情形。这些情形的关键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我从两个方面——经济方面和地缘政治方面——来定位这些可能性。在经济方面，最好的情况是央行和决策者迅速控制通胀，主要市场只出现短暂衰退，全球经济复苏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在2024年加速。在另一个极端，可能出现激进的加息，加剧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导致长期滞胀。

地缘政治方面也类似，弗拉基米尔·普京可能找到某种挽回脸面的方式从乌克兰撤军。也可能发生更悲观的情况：比如，如果普京选择使用战术核武器，或者北约直接卷入冲突，乌克兰局势可能急剧恶化。

我把这些不同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创造四种可能性。

当新冠疫情的终结似乎在望时，一些观察人士预测，“咆哮的20年代”将卷土重来。最初那个“咆哮的20年代”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国际联盟迎来短暂的国际合作期，全球贸易恢复，经济复苏。如果全球紧张局势得到缓解，经济迅速复苏，那么日后无疑仍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形。

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在全球紧张局势没有缓解的情况下出现经济复苏。20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采取果断行动降低通胀，经济在短期衰退后恢复增长，股市繁荣。然而，国际上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美苏上世纪70年代的关系缓和以各自抵制1980年和1984年奥运会、在阿富汗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和重新开始核军备竞赛告终。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1日签署有关在俄进行部分动员的法令。图为9月21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拍摄的俄总统普京发表讲话的视频画面。（新华社）

上世纪70年代是我的第三种设想。那个十年常常被称为滞胀的范例，价格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劳资冲突频发。然而，全球紧张局势已经缓解，至少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这与20世纪30年代相似，那个十年也以高失业率、低增长和经济动荡为特征。法西斯主义横扫新生民主国家，全球紧张局势升级，世界经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灾难。

当今世界与这些情形下的十年截然不同。技术带来前所未有的连通性，利益攸关方强大了很多，全球供应链和金融体系大大增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人们希望，20世纪的恐怖经历加上现代武器令人难以想象的破坏性能遏制潜在的冲突升级。

然而，这几个十年的对比突出表明，仅仅两个变量的变化就可能使情形大为不同：一种很好，一种很坏，一种极其可怕。对商界领袖、政府和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以前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