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4年，中日重启外交和防务领域对话。2月21日和22日，第29次中日外交当局定期磋商、第17次中日安全对话以及第16次中日经济伙伴关系磋商接连举行。这一系列磋商让人们看到中日冰冻已久的双边接触在复苏，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稳定中日关系的积极信号。

中日关系当前处在过于寒冷的不正常状态，急需回到双边磋商和安全对话机制上来。安全对话之所以被搁置4年之久，一方面客观上受新冠疫情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日关系氛围急转直下，给两国政治、安全互信带来极大破坏。去年11月，中日领导人曼谷会晤，一致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和对话沟通。今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日本外相林芳正。一周之内，中日召开四次高层对话，密集程度是近年来罕见的，这些对话是对两国领导人共识的落实，但也同时反映出中日关系积压下来的问题不少。

日本尤其表现出了一种紧张感和紧迫感，但不得不说，其对标的点完全错位了，或者说都不在点上。日本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紧张和不适，对跟它本不相干的台海局势感到紧迫，这种庸人自扰式的国家精神内耗，导致日本这两年的对华政策进入一种“恶性螺旋”。日本真正应该紧张的是中日关系下滑的势头，它的确是危险的。毕竟中日之间存在一些现实层面的矛盾，比如领土争端；还有众所周知的历史恩怨。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将它们管控住了，实现了中日互惠合作的良好局面。按说，日本应是最珍视四个政治文件的一方，由它作出冲撞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

东京对华呈现出极为拧巴的心态，这从它对华接触的别扭中可见一斑。根据媒体透露的消息，日本多次主动寻求两国进行高级别对话，但又不愿进行实质性对华政策调整，反而是不断强化对中国的敌对态度，令双边关系的氛围严重恶化。东京需要的不是某种形式感，而是要拿出能让人感受得到的诚意和建设性态度来。它很强调沟通的重要性，然而日方需要向中国解释和说明的远远更多：比如日本一次性购买500枚“战斧”导弹，是要做什么用？日方修改三份安保文件，是否意味着“专守防卫”原则已经被打破？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对东京是否还有约束力？等等。

中国不像日本那么纠结和矛盾，简单地说，就是用“两手”对日方的“两面”。针对日本损害我利益的言行，我们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反制；与此同时，也会就稳定双边关系与日本保持沟通交流。往好里努力，但做坏的准备。

中日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对话与沟通，努力加速构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共识——“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曼谷会晤时还表示，日中作为近邻，互不构成威胁，需要也应该和平共处。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反之也同样。日方欢迎中国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作出积极贡献。我们期待能更多从日本的实际行动中感受到这样的态度。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需要说的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中日关系是在这个框架基础上走正道，还是绕开框架走上西方政治集团对抗的邪路，日本当前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不仅事关中日关系，而且事关日本未来的前途走向，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