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灰姑娘被迫提前离开舞会一样，拜登不得不缩短5月份的印太地区之行，取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史性访问以及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四边机制”峰会，为的是能在潜在违约期限到来前返回华盛顿进行债务上限谈判。

就在华盛顿试图说服所谓的“骑墙派”——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加入对抗中国的联盟之际，拜登决定缩短印太之行。这导致雪崩式批评。美国对多国施压，要求“去风险”，从对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禁止华为进入5G网络到拒绝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描绘出一幅地区分为两个阵营的图像：一个支持美国，另一个倾向于中国。按照此种观点，目前骑墙的国家只是推迟了不可避免的结盟决定，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美国可能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如果有更多关注、访问和资金注入，华盛顿就能使天平向着自己倾斜，赢得这些国家的专属效忠。

然而，很少有印太国家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评估选项。拜登在该地区多待几天不太可能改变任何想法，因为各国已作出决定。对这些国家来说，多重结盟不是后备选择，而是首选。

地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某些行为表示关切，但同时，也不赞同美国对于“中国威胁”的看法，也不认同拜登政府将世界分为民主与威权的简单化做法。东盟成员国和太平洋岛国都欢迎中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即使美国及其盟友能够兑现“人人享有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这些国家也不可能放弃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无论拜登访问地区多少次，时间有多长。

华盛顿的地区路线忽略了这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解释说，中国在该地区的“巨大存在”意味着各国必须学会与中国共处，并与那些“并非完全志同道合，但与你有许多利益一致的问题”的国家合作。华盛顿应该听听李显龙的话，因为引导印太地区国家政策选择的，是利益而非价值观。

但华盛顿似乎认为，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国家不愿意明确地与美国站到一起，只是因为暂时的犹豫不决，各国都在收集更多关于潜在伙伴战略价值的信息。而实际上，这些骑墙者已选择了多重结盟作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佳方式。

例如，拜登曾计划在巴新庆祝一项新防务合作协议，但该协议本身并不表明巴新选择华盛顿放弃北京。相反，与中国有着广泛安全和经济联系的巴新寻求进一步多样化。其采取的多重结盟并非中立，而是积极与多个大国建立友好关系，在特定问题上与最适合本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伙伴进行最密切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