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跨入新的一年，不少学者对2018年的中美关系忧心忡忡，原因是半个月前公布的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一份重要的美国外交与防务政策文件，其对中国的论述是2002年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布以来最为消极、最具有对抗性质的。然而，这份报告并不必然预示着短期内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对抗”的成分将急剧上升，也并不必然意味着2018年中美关系的基本轨迹将出现重大变故。

　　2018年的中美关系有望继续在合作与竞争共存中前行。

　　对华政策短期难有大调整

　　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美国军方和战略界对“中国因素”的判断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对中国的能力与意图的描述也很“美国化”，但报告的内容难以在中短期内转化为重大的政策调整。相反，报告的“中国认知”依然受限于特朗普政府总体的内政和外交战略思路，也难以在短期内演变成重大的对华政策调整。

　　首先，报告定义中国为“战略对手”并非是第一次，2002年小布什政府就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更是把中国直接视为美国正在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者”。2017年报告的最大变化，是强调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再度重现“大国竞争”。

　　从2002年到2015年的6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将“确保美国 ‘不受挑战’的、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列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2017年的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战略对手”地位放到“大国竞争”的语境中，是特朗普政府在间接性地预示某种“战略收缩”——白宫不愿再一味地陶醉在“单极霸权”地位以及四处充当“世界警察”。美国主导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做法需要更聪明，需要更多的盟友来共同承担代价。这等于变相地宣告美国以往想要确保的“不受挑战”的“单极”战略力量地位的论调，正在出现调整。

　　其次，2017年的报告耸人听闻地将中国这个“战略对手”的冲击，集中在经济、金融和技术领域，给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继续扣上“不正当竞争者”的帽子。将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根源聚焦到经济、并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侧重在影响力，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还是第一次。这一判断的根本目的，既是为了能够继续在对华经贸关系上推行特朗普政府以双边施压为主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为了印证这份报告第一次将“经济安全”列为美国国家安全重要目标的合理性。

　　第三，2017年的报告把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在南海、东海的维权行动与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的行动“等量齐观”，这在美国战略界并非第一次。2015年美国前防长卡特就做过类似的“比较”。在西方外交与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修正主义”并非是指意识形态上的改变，而是特指某些国家对领土现状不满，谋求通过包括武力手段在内的国家力量，改变规定领土划分现状背后的国际条约规定与国际法规则。美国无端给中国“扣帽子”做法其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策强势，然而无论是南海、还是东海领土争议，目前局势趋缓和趋稳的现状，特朗普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美国事实上也缺乏现实的政策手段能够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大肆兴风作浪。

　　“中国因素”并非首要议题

　　2017年报告的重点，并非是如何调整中国政策，而是要继续推进特朗普和他的政策团队的安全战略理念。具体来说，一是继续强化“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方针。除了2018年美国军费达到7000亿美元，是2005年以来的最高值之外，特朗普政府新的武器采购计划、美国核力量更新计划、美军官兵的待遇改善计划等等，都需要在未来几年大幅度增加美国军费支出。尤其是近期有关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并有可能带来新的军事变革的讨论，美国战略界许多人开始主张特朗普政府应该宣布第三次“抵消战略”，即通过增加美国的军事技术研发投入、继续确保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绝对领先的技术优势。

　　二是为美国军事与战略力量的优势，打造更为强大和可持续的经济、财政支持。这是2017年报告第一次将经济安全列为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的根本原因。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通过经济和金融领域内的“固本强体”，来确保美国的战略优势。

　　三是将短期内的军事威胁重点，明确地放在朝鲜、俄罗斯和中东问题上。这些问题在中短期内显然比“中国因素”更具有即时性的“威胁”。这份报告短期内不会导致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出现重大变化。

　　相反，无论是在朝核问题、中东与伊朗问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合作期待难以降低。2017年报告所揭示的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因素认识的消极化，在中短期内更难以转化为以中国为优先事项的政策转向。对这一点，我们既要有战略定力，更要有战略信心。

　　“特朗普警钟”

　　2018 年，中国需要继续加强主动塑造和影响中美关系的意志与能力。在今天已经难以回避的中美战略竞争中，随着中日关系的升温、中韩关系的改善以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合作升级，美国想要在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上给中国“挑事”并非易事。2018年中美之间最为迫切的挑战其实还是在经贸、金融和货币领域。

　　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宣布新的美联储主席的人选，现任主席耶伦将离职，更加保守和支持特朗普经济政策的鲍威尔将上任。美联储为了配合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减税法案，很可能会在2018年宣布多次升息措施，配合资金向美国的回流、实现美元贬值以及扩大美国的出口优势。2018年将很可能出现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央行行长大战”。在美元加息或者减息频繁化，减税和美国出口增长齐飞的时刻，如何预防和回应美国的货币、金融和财税冲击，维护本国贸易、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健康活力，将是2018年中美关系真正的看点。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更多地注重激活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金融活力，这份报告客观上给中国敲响了“特朗普警钟”。这就是大国竞争说到底，争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社会公平与凝聚力，以及良好的货币、税收与国家宏观调节能力。中美竞争，谁能在经济、社会与体制等问题上“笑到最后”，谁的大国地位才能真正“走得更远”。(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