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霸主，苏联和日本先后试图追赶，但都在经济总量达到美国60%左右时遭到美国策略性打击，失去挑战者地位。2016年时中国GDP按汇率算刚好达到美国的60%，于是当时就有不少西方人士做出有关中美对决的“遐想”。

　　但在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定义为美国的“战略性竞争对手”。在英语语境中，竞争者并非敌人，报告虽表示要强化美国利益与领导地位，但也强调美国需要继续保持与中国合作。事实表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式对抗，早已不符合当今大国关系的逻辑和全球治理模式的实质。

　　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福柯曾对“治理术”做出深刻剖析：前现代的权力建构在暴力基础上，例如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是依靠强大的海军争夺海外殖民地，获取最大的资源与财富，并利用远征军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平衡。而现代的权力构建在知识基础上，知识内化成人与社会的集体行动，从而不留死角地实现世界各国的协同。

　　当然，福柯所说的知识不同于我们日常所理解的显性知识，而是藏身于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观点背后的“隐性知识”。福柯举过一个著名案例：大人经常吓唬小孩，说天黑后街上有吃小孩的魔鬼，所以不能出门。这条知识本身在大人看来是荒谬的，因为世上根本没有魔鬼，但小孩听到了内化为恐惧后却不会乱跑，这就是这个貌似荒谬的显性知识背后的“隐性知识”。

　　与福柯关注的“如何治理”不同，马克思主义学者更关心“谁在治理”。美国的治理实际是利用“设计的知识”实现的，通过掌握的话语权，推广对美国有利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甚至扭曲的社会科学理论，形成一套西方“规训”，再配合美国主导制定的全球规则，实现高效率的公共治理。

　　“世界是平的”只是小孩子的童话，美国治理下的世界是一个巨型金字塔，美国利用知识优势维护金字塔顶的利益。与大众观念相反的是，美国强大的军力并非用于打击竞争者，而仅是用于对付反抗这套治理术的“罗宾汉”们。美国与苏联对峙的44年中，没有一颗子弹射向对方。但美国射向苏联的知识炮弹从未停歇——原本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专用的“民主”一词，被美国重新定义为一套形式上的选举制度。根据解密资料，1977年，布热津斯基曾系统地向卡特政府建议，以“人权”“自由”等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瓦解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合法性。美国应对日本的挑战更是堪称知识策略的经典，先是夸大日本实力，助推其经济过热，继而通过《广场协议》和后续的金融危机，不仅让日本步入长期下行通道，还顺便打垮了日本苦心经营的东亚雁阵模式，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已不到美国的30%。

　　可见，大国间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大国对知识控制权的角逐将白热化。显性的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性发展，隐性并至关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竞争，谁能拥有话语权，提出更有合理性的发展理论和价值体系，谁就可能取得世界的认同，获得领导地位。因此，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是排除干扰，全力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自己的发展道路。(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