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美国来衡量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综合国力，这在我们的学界和社会上都很流行。虽然在哪些方面或什么时候“超美”的问题上争议很大，但很少有人质疑赶超美国目标本身。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国综合国力超越了美国怎么样，没超越又怎样？我们为什么总把“赶超美国”作为目标呢？

　　现在一提到“赶英超美”，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大跃进”时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没明确提出过赶英超美这样的计划，现在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两步走”战略，着眼的也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们都不是“赶英超美”那样的量化指标。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不能陷入超美情结不能自拔，如果任何现代化都只能以西方最高标准来衡量，那不仅将是中国现代化的悲哀，也是人类现代化的悲哀。从人口规模上看，中国是“十亿级”的现代化，并且正走出一条新型现代化之路。我们正在给人类现代化留下自己的定义，为什么还要用“亿级”的美国现代化作为衡量标准呢？更何况，这个亿级的美国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更可笑的是，有人甚至用马克思一个半世纪前描绘的社会主义或古巴模式、北欧模式，来衡量和质疑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成功的实践，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在定义着社会主义。马克思当年提出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也没有见过社会主义，不知道它到底是何样貌。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这个初级阶段跟上世纪80年代的初级阶段比起来已有很大变化。随着新时代的蓝图进一步铺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还会迎来更高水平发展。

　　美国盯着世界，而我们盯着美国；美国从后天看明天，而我们从昨天看明天。整天对标美国，不是中国该有的心理和做法。中国何时才能走出我们的近代情结和美国情结，何时才能更新我们处理中外关系或国际关系时的思维呢？

　　今天的中国面临三重分化：分化的世界、分化的西方、分化的国家政治。这需要我们有新的思维。中国外交思维要更注重领域逻辑而不是大国逻辑，眼光要能兼顾国家间政治和领域政治，比如在互联互通领域，新加坡、巴拿马是关键小国；在金融领域，是城市而非国家在起连接点作用。我们要从结构性权力、体系性权力来看国家竞争力，而不是一直在过去的大国竞争量化指标中打转。经济总量、综合国力这些概念依然重要，但它们根子上毕竟是一战后总体战、冷战思维产物，在如今和平与发展时代不能再成为国家间比拼的唯一指标。国家竞争的主题、基调在变，不是谁撂倒谁、超越谁，而是要看谁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表明我们已经开始建立新型全球化标准，树立新的全球治理观。

　　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竞争才是21世纪的主题。正如打败尼康相机的不是索尼而是智能手机，打败康师傅的不是统一方便面而是网店。中美不存在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中国要警惕的是思维陷阱。中国由大到强的实质，是从应用到创新、从追赶到引领的方向转变。世界有三大“原力”——美国代表的创新力、中国代表的应用力、欧洲代表的思想力。中国的国际战略应是与美国合作创新，与欧洲合作创造思想，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比如数字领域中美“G2”超欧日，可持续发展领域中欧“G2”超美国。注意，这里的“超”是“超越”，而非“赶超”。

　　相应地，中国外交战略要从“大棋局”向“大时局”转变：理顺时间逻辑而非空间博弈，成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比如，印度是中国空间上的竞争者，但却是时间上的伙伴。中印相处的逻辑是以时间规避空间，实现命运与共。而中日关系则相反，要设法走出时间逻辑——从甲午、抗战思维中解放出来，着眼于空间布局，争取日本。

　　老子教导我们：“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也正生成新的思维，我们既不把眼光滞留在中国过去的成就上，更不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的成就为参照系。不以赶超美国为目标，意味着我们不是以美国为标准观天下，而是以天下观天下，在此基础上摒弃那些源于海权与陆权相争的博弈思维，转而树立陆海联通、四海一家的理念。这是我们确立话语权自信，树立新全球观的应有之义。(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