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面临大动荡、大变化、大发展的时代，国际秩序两大支柱，即经济和安全秩序从内部和外部都受到巨大冲击，充满不确定性。

　　经济秩序与安全秩序密切相关，亚太安全秩序的破碎和重构，需要放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混乱、亟需调整的大框架内审视。

　　当前的全球秩序面临再次调整、重塑，主要特点：

　　一是世界格局从冷战“两极”，到美国“单极”；然后随着新兴大国的发展，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大趋势，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型；如今“美国第一”支配下的美国全球战略再次向“冷战”回摆，其他大国或者被迫回应，或者从中渔利，导致地缘政治出现巨大混乱，复杂性、危险性大增，出现类似于一战之前的情况。

　　中美关系40年总体维持合作斗争并存格局，但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从“战略模糊”(非敌非友)走向“战略清晰”。特朗普上台后，更把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南海、台湾等问题上遏制中国明显加强。

　　二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博弈加剧，民粹主义在欧美泛滥，政治极端化、排外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由美国挑动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接踵而来。而资本强势和政府不作为导致的各国之间和一国内部贫富差距扩大，成为“反全球化”主要推手。西方国家尤为突出。

　　三是国际规则之争加剧，相对平衡的国际贸易、安全、经济、金融体系遭到破坏，国际新规则制定在地缘政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又难以顺利展开。在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战狼烟四起中，政治、社会、经济、能源等各领域的跨境、跨地区全球治理都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缝。现有治理架构难以适应新格局、新形势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旧秩序或迟或早的崩溃，国际秩序亟需调整。

　　现在看，美国不愿继续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为维护美国霸权，不惜一切手段打压、遏制新兴大国和任何可能挑战美国的国家。美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包括亚太安全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和最大变数。

　　四是从哲学层面看，世界没解决好文明冲突还是文明融合的抉择。美信奉文明冲突，对美主导的西方文明有强烈“优越感”，极力推广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颜色革命”也好，军事干预也罢，都以“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为基本推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亚太安全秩序的主要脉络：

　　一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已成定局。美国从2010年前后开始反思21世纪头十年的得失，认为战略失误严重，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遭遇全球金融危机，软硬实力损失惨重，于是对美国全球战略三大板块做出调整，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转移到亚太，真正的目标是中国。这并非美国的战略收缩或回归孤立主义，而是为了世界力量再平衡而主动进行的调整。

　　二是中美作为亚太主要国家，从合作与竞争的混合体，逐步走向战略博弈和僵持几成定局，这是一场持久战。当然这里讲的不是战争，而是两国的复杂互动或博弈。我们不能再有幻想，唯有积极妥善应对。

　　三是以美国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安全架构得以加强，美国“两洋战略”逐步成形，“离岸平衡”与直接军事施压相配合，与中国倡导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思路发生严重偏差。

　　亚太除了中美两国，还有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印尼、东盟等主要国家和集团，当然也可以把俄罗斯包括进来。把亚太简单看作中美的博弈舞台，就把问题想简单了。

　　亚太其实存在多元化的安全秩序，除了美国军事同盟网络，还有中国+东盟、中日韩、“一带一路”、上合组织等形成的区域伙伴关系网络。虽然那些组合更多是经济联系，但许多已把安全合作摆在重要位置，这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必然。

　　接下来就要考虑如何调整亚太安全秩序，削弱对抗，增加合作的问题。

　　一是处理好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中国发展成长为全球大国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而不是“误打误撞误判”，最后走向全面对抗。

　　贸易战的发生来自以“美国例外论”为思想基础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特朗普大喊“就业回归、边境回归、美国梦回归”的“美国优先”核心诉求，更反映两国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深层次的矛盾和战略取向的不同。这是不可调和的，唯一可争取的是相互尊重底线。当然，这也不是中国一家一厢情愿能做到的。保持对话，官方、非官方、前政要、智库之间，老百姓之间，经常对话、交流十分重要，千万不能老死不相往来，隔空喊话。

　　二是着手构建各种安全秩序相互兼容的混合型亚太安全秩序，而且与构建经济秩序同步进行，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亚太地区的文明、文化、制度、社会架构错综复杂，我们须从正反两方面看待这个现实。中国提倡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值得亚太各国认真思考的新路。欧洲联合试验的欧盟和欧元是全球治理的“特区”，但亚太未必能走欧盟的道路，美国也不会希望亚太走欧盟之路。其实美国对欧盟的发展心里也是很矛盾的。

　　三是亚太区域庞大、情况复杂敏感，需从几个层面来构建新的安全秩序，既要有全区域的安全合作平台，也要有次区域、小多边(次次区域)的安全安排，不要图快、图大，一口吃成胖子。譬如澜沧江次区域安全合作已经初见成效，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也已起步，中日韩除经济合作外可考虑试验建立安全信任措施，逐步过渡；中美印、中美日、中美俄各种三方、四方对话机制都可尝试；中等国家也要作出贡献，而不只是在大国之间渔利或押注，因为多层次、多形式的对话是建立安全秩序的基础和摸底，况且亚太安全秩序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成的。

　　四是在尚未建立合适的亚太安全秩序之前，亚太主要国家和组织都要采取克制和包容态度，不做任何可能引起局势紧张的行动；同时可利用APEC等现有平台加强一轨、一轨半、二轨的对话，对今后的安全框架和安全秩序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小范围试验，边实践边修正，为寻找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安全秩序提供范本和经验。

　　总之，我们需从战略层面和历史经纬，来分析亚太安全秩序调整和重塑的思路和路径。老子曰：“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亚太局势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去”与“未来”中跌宕起伏，必然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但越是有风险，亚太各国、特别是中美等大国，越有责任做出探索。在此过程中，美国需要放弃冷战惯性，试着构建哲学家格雷所说的地缘政治和平共处的“妥协办法”。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是大趋势，亚太安全秩序也终会找到自己的定位，服务于亚太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是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