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24日发表美国战略通路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多德韦尔的文章，题为《寻求从中国“去风险”，欧洲的落后只能怪自己》。全文摘编如下：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本周与中国同行就经贸问题展开对话，他在抱怨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时，最好思考以下几个事实。第一，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近30%，这首先主要是由其14亿消费者所产生的强劲需求推动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得应对来自中国企业激烈的、巨大的且可能是不可逆转的竞争。

第二，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有关关键技术的跟踪报告，在支撑未来产业竞争力的44项关键技术中，中国有37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技术包括纳米材料、超级电容器、电池与合成生物技术等。在许多领域，中国如此领先以至于有构成“高度垄断的风险”。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奠定了将自己定位为世界领先科技超级大国的基础。对于某些技术，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研究机构全部都在中国。”

如果你想把这个情况视为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并不在中国出口企业问题之列，而在于中国的教育体系以及它培养出了那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一事实。这远不止是欧盟面临的问题。

第三，中国在支撑电动汽车的广泛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鼓励电动汽车发展而实施的补贴和其他激励措施——从来都不是出于征服出口市场的动机。相反，它的动机是必须减少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破坏性污染，工业化虽然使人们摆脱了贫困，但却令人们的健康付出了可怕代价。

中国向电气化的“转型”不仅包括小汽车，还包括公共汽车、卡车、出租车、高铁和公共交通系统。它包括氢动力汽车以及风能、太阳能和核能。它还包括这些非化石燃料技术所需的稀土和强力磁铁，当然还有电池。

随着全球气候转暖的警报不断响起，许多人会认为，对于这种迫切需要的“转型”，国家主导的支持只会是一件好事——倘若西方政府15年前也这么做了，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陷于这种气候问题困境。

在欧盟寻求对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严重依赖“去风险”之际，人们可能会问，十年或更早之前，如果通过及时对资源进行“转型”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在欧盟内部“去风险”了，那样是否更有用。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是一个无法挽回损失的问题，在奋力想走出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低迷的欧洲政客们看来，尤其如此。这个问题还涉及担心整个欧洲最重要的一个行业——汽车业——的失业问题。汽车业的就业岗位占欧洲地区就业岗位总数的6%以上。

欧洲开始认真向电动汽车转型，而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直接威胁。此外，欧洲在稀土、电池、锂以及镓和锗等稀有金属方面对中国深度依赖。在我们了解到它们在半导体方面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很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些金属。

来自众多行业的众多中国制造企业的竞争威胁很可能只会不断加剧，这倒不是因为中国的保护主义和颠覆性出口政策，而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内在竞争优势，中国市场如此庞大且如此专注于精心确定目标的长期规划。面对这一切，欧盟迄今选择的是猛烈抨击补贴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