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学者网站1月30日刊登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拉布·古普塔的文章，题为《在更广阔的亚太范围内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全文摘编如下：

已故伟大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在1994年发表的代表作《大外交》中写道：“每个‘世界秩序’都想永恒。然而，构成它的因素是在持续变化的。”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秩序也不例外。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础和框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轴辐体系”（以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安全同盟体系）也并非一成不变。

有人或许还会引用基辛格的另一句名言，即“每个世界秩序内部都有自行瓦解的种子”。当前的全球秩序面临多重威胁。尽管这些威胁因素并非不可避免，但必须以灵活和敏感的态度来应对这些威胁。

首要威胁是，当前的西方大国无力或不愿意满足全球体系的要求，而正在崛起的大国又无力弥补全球公共产品的缺口。这并非不可避免。如果主要国家能够令人信服地合作承担全球责任，就不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世界秩序崩溃。

然而，西方国家一边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俱乐部里搞国际经济架构的半私有化，一边将经济架构武器化，用来对付竞争对手以及局外国家，这并非好事。西方日益高涨的政治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也威胁到它们维持现有全球秩序的能力。

其次，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体系”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和周期性的实力测试，最终演变成全面危机。印太地区不是单一的有机变化个体。与18世纪前的欧洲地区平衡类似，印太地区内部有一系列的地区平衡问题，而且日本和印度的核心安全利益高度分散。

但是，印太地区的小范围多边组织，如澳英美联盟，已渐渐无法充当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与地区架构应该发挥的作用相反，它们正在成为遏制与分裂的工具。封闭的组织也许可以带来简单的平衡，但不能让多样性凝结成一致性。

最后，随着基辛格构想的战略接触时代接近尾声，美中可能会倾向对抗，但这不是必然。在自我克制和新的合理原则基础上达成过渡平衡是可以实现的，但这需要精湛的外交技巧。

即便如此，也很难指望主导世界近200年的英美势力和占有优势近500年的西方势力自动让位给一个在文化上与西方格格不入、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美国超级地位依赖的战略核心是，美国国力始终能够满足当今世界的战略挑战。在它看来，中国是一个总有一天会威胁到其战略核心的大国。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呢？展望未来，美国和中国必须达成一项持久共识——将地区稳定与共存放在优先位置，将紧张关系控制在可控范围，鼓励对话，优先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建立建设性工作关系。

如果拜登在2024年的选举中获得连任，华盛顿和北京应该抓住机会，通过联合公报或“基本原则”协议来夯实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其目的应该是把不同的政策立场纳入一个稳定的框架，从而在美中各自的利益和亚太系统需求之间取得平衡。

华盛顿和北京还应该扩大最近接触的成果并使其得到落实，让更多的利益攸关方加入合作可能更加有效，而且将促进两个大国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因为一旦它们的双边关系出现起伏，多边承诺就变得更加脆弱。

例如，双方已经同意就人工智能存在的风险展开对话，包括绝不允许不受监督的人工智能支配与使用核武器相关的控制系统。双方应扩大对话范围，就人工智能在网络战中的目标选择和决策作用展开讨论，推动一系列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规则制定。另一个可合作领域是两国同意恢复的最高级别军事交流。

美国和中国都有责任超越意识形态和短期利益的狭隘，确保亚太地区持续的和平、繁荣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