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但德国慕尼黑市的巴伐利亚庄园酒店却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烈”的时刻：随着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拉开帷幕，来自全球各国的政要、学者等挤满了酒店大厅，交换着对当前世界上最大热点、最重要话题的看法。在这场引发广泛关注的会议上，出现了哪些有趣的细节或意味深长的互动？大国博弈的“风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环球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前往德国参会的中国学者，听他们讲述在慕安会上看到的“国际风云”。

对中国的尖锐批评变少了

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战略和安全政策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上各国代表的互动与“交锋”常常被视为大国博弈的“风向标”。多名参加今年慕安会的中国学者告诉记者，他们观察到，在今年会议期间，外界整体对华氛围比往年尤其是去年更加积极、更加乐观，对中国进行直接攻击的言论有所减少。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六年参加慕安会了。他告诉记者，自己发现今年外界对中国的抱怨和批评变少了。王辉耀解释说，可能是因为去年此时中美关系正由于“气球事件”而恶化，而此前几年又因为疫情的缘故，许多欧洲企业界人士无法来中国，所以一些人会在发言中对中国有“抱怨”的情绪。

“上述这些问题在今年都不存在了。中国经济正在复苏，还向一些西方国家单方面开放了签证，更反复传递将‘更大程度开放市场’的信号。这些都使中国在今年的慕安会上向外传递出更积极、更正能量的信号。”王辉耀对记者感慨道。

来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慕安会中方代表团专家成员孙成昊同样观察到，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温度”都有明显回升。他告诉记者，虽然也有一些“交锋”，但无论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会议上的演讲，还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发言，本届慕安会总体传递给外界的信号是“中美关系正在企稳回升”。

“这是一种很切实的感受，而且对比鲜明。”孙成昊说，去年慕安会举行时，中美刚发生了“气球事件”，所以在多场讨论中，中美都在围绕这件事进行辩论，其他国家也参与其中，但今年的情况明显不同。他注意到，布林肯在今年慕安会的发言中提及中国时，主要强调的是“负责任地管控美中关系”，并以芬太尼问题为例，称将和中国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尤其是布林肯在发言中没有指责中国，也没有在对华问题上太展开。这给我的感受是，美国政府至少在今年的目标是稳定中美关系。它在很多多边场合都在释放类似的信号，即外界无需担心中美出现大问题。”孙成昊这样说。

不过，这几天同样在慕尼黑参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告诉记者，今年慕安会在公开大场合直接针对中国的场面有所减少，但在一些边会以及围绕特定题目而进行的讨论中，中国学者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之间展开的“交锋”还是比较激烈。“比如围绕亚太安全问题等话题，美国方面还是按照其所谓的‘航行自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套路指摘中国。”他举例说，在一场大会主场活动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讨论欧洲安全问题时，把中国扯了进去，又一次贩卖所谓“今天是乌克兰，明天就可能是台湾”等论调，试图在听众中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在中国与欧洲的交往中，北约仍然扮演了破坏性的角色”。

在中国主办的一场边会上，欧美“大咖”云集，很多人甚至挤不进来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作奎今年是第一次参加慕安会。“我在会场最直观的感受是，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强，话语权也在明显变大。”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慕安会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平台，今年最主要的话题是地区冲突、经济安全、科技创新、气候变化、大国关系等，但是在每个话题的讨论中，中国几乎都会被提及。“中国的崛起就好像是一块‘背景板’，对它的讨论贯穿了整个慕安会的始终。”刘作奎表示，中国外交官、学者、智库代表等在慕安会这样国际场合的发言，也越来越自信、积极、主动。在面对西方的质疑和污蔑时，他们也更敢于释疑和回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本届慕安会‘中国专场’发表题为《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的主旨讲话时，我就在现场。”刘作奎介绍说，当时会场内座无虚席，与接下来美国、印度和德国政要同台讨论时相比，明显可以看到王毅的发言受到格外重视。“我当时还注意到，现场所有的政界人士、学者、媒体记者都在很认真地聆听（王毅的讲话），似乎迫切地希望从中找到某个（问题的）答案，或是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些启发。那一刻，我很直观地感受到，至少西方的一部分人士是有意愿去聆听中国（声音）的，他们也在尝试理解中国想要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刘作奎说。

对此，王辉耀也有同感。在今年的慕安会上，他不断被欧洲同行问及中国在红海危机、俄乌冲突、绿色发展等各种各样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一场聚焦地缘政治大国时代气候合作的官方边会，可谓“大咖”云集：从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艾利森，到慕安会副主席鲁道夫，再到西班牙前外交大臣冈萨雷斯，诸多欧美外交安全界知名人士都参与了讨论。“欧美国家代表也很想听一听中国的声音。”王辉耀说，比如上述边会本来只有25个参会名额，结果有五六十人报名，最后来了三四十人，挤满了会场，以至于很多人甚至挤不进来，而且这些还都是在欧美外交安全界很有身份的人，“由此可见，欧美越来越关注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

“我原以为德国代表会站在美国一边”

近年来，慕安会除了关注传统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外，也越来越关注更广泛的国际安全热点问题。这一机制也日益成为各国了解其他国家立场变化的平台，许多发言、互动都会被广泛解读，也向外界释放出微妙的信号。

在一场题为“增强防御：印太地区安全”的研讨会上，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同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主席克林贝尔，以及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一起讨论了美国的印太政策，以及南海、台海等一系列热点话题。

孙成昊当时也在现场。“这场讨论的嘉宾安排很有意思，中国、美国、欧洲、地区国家都覆盖到了。可以说，各个方面的声音都有所体现。”孙成昊告诉记者，卡丁的观点都在他的预想之中，还是美国国会议员“把一切问题归咎于中国”的老一套，但是克林贝尔的表态却让人感到意外。

“我原以为德国代表会站在美国一边，会循着华盛顿的口径表态，毕竟在慕安会这种场合，欧美作为盟友一般都是相互唱和的，如果台上只有一位中国嘉宾或者一位‘全球南方’代表，即使他不被围攻，也通常是受到针对的一方。”孙成昊对记者回忆当时的场景道，不过，这一次，克林贝尔却讲得相对中立，他没有明确说印太安全到底是谁的责任，而是强调一定要和中国保持接触沟通。克林贝尔还专门谈到，去年11月的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中美重启军事交流是非常好的信号，对地区安全很有帮助，他非常高兴看到这一幕。

“这个小插曲让我感受到，美欧在南海、台海等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看法是存在温差的。”孙成昊对记者表示，欧洲不像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有多个军事同盟，欧洲更关注的还是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所以他们很不希望中美在亚太地区出现强烈度的军事冲突，因为这会使本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欧洲面对更加艰难的局面。孙成昊提醒说，事实上，在此次慕安会期间见到的许多欧洲战略界人士也都表达了类似观点。崔洪建在谈及这场关于“印太安全”的研讨会时则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我觉得美国仍然在不遗余力地要和欧洲‘统一思想’，但欧洲的态度却是先观望、再判断，尽管有时候也会跟着美国说几句，但是不会深究这些问题。”

乌克兰危机也是今年慕安会关注的重点之一。不过，在孙成昊看来，欧美在本届慕安会上对乌克兰问题的讨论，仍然沉浸在“情绪化”和“政治正确”的氛围中，它们仍然拿不出切实的方案真正推动俄乌走向停火，这令人失望。此外，据他观察，尽管乌克兰问题仍然是今年慕安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但实际上该议题受到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被对巴以冲突的关注冲淡。

西方精英有许多困惑

在此次慕安会上，许多中国专家仍能感受到中国与西方在许多理念上存在隔阂，同时看到一些西方精英的困惑与焦虑。在会议开幕前，主办方德国发布《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称，后冷战时代关于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乐观主义已经消散，世界面临陷入“双输”局面的风险。有评论认为，这显示出西方精英的“焦虑”和“集体反思”。

“报告中的一些观点让人感觉慕安会试图站在某个高位看待世界的发展，但仍然无法避免‘西方中心论’的底色。”刘作奎告诉记者，他注意到，在不少边会和讨论中，西方精英还是习惯将其面临的一些内部问题归咎于外部力量的发展。“这种想法本身就暴露出西方精英还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集体反思’并不彻底。”他认为，西方的发展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其主导的国际秩序虽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显然已无法适应全人类的发展需要。

在刘作奎看来，在本届慕安会上，很多西方精英流露出困惑，“比如，欧美在当前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前景到底怎么样？困境和挑战到底是什么？究竟该如何突围？我能感受到，他们似乎已经发现仅凭自身的智慧已然不够，所以期待听到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声音”。

崔洪建认为，尽管欧美想要协调、统一立场的难度日益加大，尽管欧洲的战略资源和智慧能力越来越无法应对当前的危机，也无法支撑其实现所谓的“共同目标”，但欧美精英仍在刻意制造一种和中国的“距离感”。

孙成昊则告诉记者，在本届慕安会期间，自己接触到的欧美战略界人士对中国最大的关注是他们想知道“中国到底想要什么？中国究竟会如何使用自身越来越强的影响力？”孙成昊表示，截至目前，西方许多人士仍然习惯用“非黑即白”或“零和竞争”的思维方式“推测”中国影响力上升带来的影响，中国与西方在这方面的看法仍有很明显的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中国官员和学者都有必要在慕安会这样的多边论坛上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