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未全面展示其全球秩序愿景的真实面貌。这为对手创造了空间，它们将此转化成构建反华言论的机会。

它们制造了一个与真实中国不相符的中国形象。这个国家被描绘为一个侵犯人权者，而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实际上，中国以纯粹的奉献精神和辛勤工作改变了14亿人的生活。它曾经是一个深陷贫困的国家，现在成了一个摆脱贫困的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了西方恶意行动和宣传的针对目标，比如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

因此，中国需要研究传播政策，调整政策以适应新需求，需要聚焦的重要领域包括话语陷阱、宣传媒介、意识形态、新型资助手段等。

话语陷阱是传播政策最有效的手段，以一种合乎逻辑和有条有理的方式构建。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就是招募智库、非政府组织和学界——它们的任务是创建一种叙事，再构建一个陷阱。

构建话语陷阱的目的是破坏重要机构的稳定。它们通过不断指责并传播中国或中国机构的负面消息，让普通民众丧失信心；它们操纵各领域的数据或事实，在民众内部制造隔阂；它们传播假新闻或者对机构和国家发出威胁，以期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媒介与工具在决定传播政策成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掌握了其中的诀窍，几百年来一直在实践。例如，它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威权等词汇来描述中国政府和中国制度，却从来不提全过程人民民主或以人为本的治理体系。它们之所以使用这些词，是因为这些词给人以负面印象，可以塑造中国的不良形象。

挑选媒介同样重要，因为它是用来传播新闻、假新闻、数据、虚假调研结果的。媒介及其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网络空间的发明改变了传播的整体动态。比如，据报道，在2018年11月，债务陷阱外交这个术语在0.52秒的时间里被点击了19.9万次。

传播政策已经私有化，幕后黑手对其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军工复合体有效利用反华言论先锋，控制整个过程。它提供金融资源、军事数据和影响范围，学界（大学和智库）制造内容或理由，学界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形象，然后媒体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材料。

传播政策的成功，情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有国家和组织都关注情感触发因素，设计一套适当的办法去玩弄一个国家的情感。

意识形态是传播政策的关键部分，它有助于为传播所需议程、实现相应目标创建有利环境。西方目前在经济、民主和外交方面的自由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利用意识形态力量宣传口号、编造新术语来支配全球话语。

以往，借助代理人赞助或资助宣传运动是比较容易的。自反恐战争以来，赞助代理人变得很困难。反恐战争后，西方国家感到它们无法自由转账或在其他国家开启计划。因此它们想出社交平台账号货币化的主意，将社交平台变成主要宣传媒介，制造社会动荡和动乱，引入颜色革命。

社交平台最令人震惊的一面是，如果西方国家在这个国家内部找不到人，就从其他国家派人，使用虚假身份和姓名，打着言论自由的名义，干着同样的事情。

它们利用普通人执行传播政策，避免利用精英、机构、军队、政府要人等。因为西方国家知道人们不相信精英传播的信息，会认为那是谎言或宣传材料。因此，它们想出公民新闻、企业新闻这种主张。

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完善传播政策，从而满足当下与未来的需要。

本文由巴基斯坦《新闻报》网站8月12日发表，原题为《中国的传播政策能够应对挑战吗？》，作者是沙基尔·艾哈迈德·拉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