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时报网站10月19日刊登题为《中美大谈判的时刻到了》的文章，作者是理查德·沃尔夫。文章摘编如下：

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古老主题认为，对于财富分配极不均衡的社会来说，只要总财富在增长，其社会凝聚力就能维持。

从1820年到1980年，美国的资本主义支持并促进了总财富的增长。

相比之下，过去40年则代表了美国国内的一个转折点。总财富的增长放慢了，中等收入人群和穷人的财富要么增长不多，要么根本没有增长。

美国财富增长放缓的原因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动力中心的利润驱动型迁移。工业生产从西欧、北美和日本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等地方。而在被留下的资本主义中，金融化开始盛行。

与此同时，在生产、技术创新和对外贸易水平上，中国及其金砖国家盟友日益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及其七国集团盟友。美国对竞争的回应——通过征收关税、贸易战和制裁表现出的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报复，从而使美国面临的形势变得更糟。

这一过程仍在继续，目前还看不到尽头。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正在下降。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看到巴西、印度和埃及等前盟友转向中国，或者采取对美国和中国来说更中立的立场。

总财富增长放缓，企业和靠这些企业致富者的份额增加，这削弱了美国内部的社会凝聚力。

美国内部的政治和文化分歧在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竞争中暴露无遗，这种分歧已进化为社会敌对情绪，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

白人至上主义死灰复燃，变得更加公开，并助长了日益分裂的地区主义和种族主义。当帝国衰落、增长放缓、社会凝聚力瓦解时，被长期延迟的围绕社会状况的抗议活动就会激增。

按照平行逻辑来看，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中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也比美国快得多。这种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已经持续了一代人。

中国因此能够分配其快速经济增长的成果——其不断增加的财富——以支持内部社会凝聚力。

中国通过提高实际工资并将数亿人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到城市和工业岗位的政策实现了这一目标。对于那些中国人来说，这是从贫困到中等收入的历史性转变。

美国决策者将中国的全球举措描绘成咄咄逼人的举动，称其威胁到了美国，进而可能威胁到美国资本主义本身。中国决策者认为，美国的做法(保护主义关税和贸易限制、南海演习、外国军事基地和战争)旨在减缓或阻止中国经济发展。

在乌克兰和中东战争导致许多人呼吁立即停火和谈判解决问题的时候，历史是否会给美国和中国带来类似的启示？英国曾两次(1776年和1812年)试图用战争来放缓或阻止其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增长。在两次失败后，英国改变了政策。

为什么美国和中国之间不能达成类似的协议，将七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全球南方纳入其中呢？有了真正的全球参与，这样的协议最终能终结帝国吗？

世界现在面临的真正危险——既有生态也有地缘政治上的——鼓励就多极世界达成某种谈判协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目标启发了国际联盟的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带来了联合国。这些目标的务实主义当时受到了挑战。它现在不能再遭受这种侮辱。我们现在能在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实现这些目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