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4月14日刊登题为《如何解决美国的船舶问题》的文章，作者是肯特·考尔德。文章摘编如下：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战争中的后勤是“胜利的根源”。即使在自动化时代，船舶仍然是国家安全后勤的核心，更不用说海战本身了。然而，如今美国面临一个棘手的“船舶问题”，它正悄悄地威胁着华盛顿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船舶问题的核心在于造船业本身。尽管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海军，但2024年仅建造了107艘船只，约为日本产量的四分之一和韩国产量的三分之一。美国在全球造船业中排名第十九位，订单量仅占全球的0.2%。

“船舶问题”不仅仅局限在造船领域，也延伸到航运领域。按吨位计算，美国的运载能力仅排在全球第11位，在三大航运类别(散货船、油轮和集装箱船)中都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

与美国造船商一样，美国航运公司也曾一度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直到亚洲夺走这一地位。1960年，美国商船队仍占全球商船总数的16%。这一数字在1970年下降到8%，1980年下降到4%，如今仅为0.2%。

与造船和航运一样，美国曾经拥有先进、高质量的港口，但如今大部分港口都长期处于不合格状态。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决定了生产力，而美国在应对尖端技术的发展方面反应迟缓。美国最大的两个集装箱港口洛杉矶港和长滩港，目前在全球规模排名中分别仅位列第17位和第22位。备受追捧的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则位列第24位。

美国的“船舶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重要的政策失误：基础工业投入不足、对技术变革响应迟缓，以及监管壁垒阻碍提效。

当然，钢铁作为基础投入对于造船和港口建设的重要性就如同电子产品对于信息时代。与造船和航运领域一样，美国近年来在钢铁领域处于落后地位，而东北亚地区则逐渐成为世界领先者。

面对技术变革时缺乏适应力是美国“船舶问题”的第二个根源。讽刺的是，商业领域挑战的核心在于美国对集装箱航运新经济的滞后反应。自动化和数字化使得在较少人力条件下处理越来越多的集装箱成为可能，这就促成了更大船舶和港口的建造。中国拥有服务于庞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强大制造业，能够在各种海运领域创造巨大的规模经济。相比之下，美国却忽视了这些规模经济。

美国海运业面临的第三个共同挑战是低效的监管壁垒。其中最突出的是《琼斯法》。该法案规定，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的货物必须使用美国建造的船只，并由美国船员操作。

针对这三重船舶挑战，有一些重要的应对措施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扭转华盛顿方面的不足。

最根本的当务之急是有效地培育产业，使其能够支持美国的航运业。具体而言，促进美国钢铁行业的复兴至关重要，因为钢铁行业为造船业和港口相关基础设施提供不可或缺的投入。

培育基础产业的核心在于应对技术变革的挑战。迄今为止，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出人意料地糟糕。国际范例——包括战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或德国加强劳动力参与管理的做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以促进应对技术变革所需的劳资合作。

美国航运业面临的第三个根本挑战是政府监管。政府需要对在过去的过度监管下发展起来的航运劳动力保持敏感度。然而，如果美国商船队以及更广泛的航运业想要在全球保持哪怕只是适度的竞争力，《琼斯法》也毫无疑问需要废除。

归根结底，“船舶问题”不仅对美国，也对其盟友构成一个新兴的安全问题。美国在造船、航运和港口建设方面失败的集体代价，是一场难以估量的战略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