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人在政治上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便是必须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更强硬。因此，过去几周来，当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似乎出现了一个真正的转变时，这件事就相当有意思了。

首先是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关于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表态，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9月初与中国外长通话时使用了比以往更温和的外交辞令。此前，一份外泄的五角大楼备忘录提出，美国应将其重点从中国转移开，转而关注地区问题和国土安全。这表明美国多年来的“重返亚太”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与特朗普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此前所传达出的信息相比也是一个重大转变。特朗普政府曾称中国是美国的大敌，美国必须为冷战甚至可能的热战做好准备。

这份国防部备忘录显然是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参与起草的。他此前曾鼓吹重返亚太，但如今却力推一种类似“门罗主义”的策略，专注于维护美国自家后院的秩序。当然，问题在于为何会出现这种转变呢？虽然一些报道指出，美国(尤其是本届政府)认为盟友以及国际冲突很棘手，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即美国已不再具备足够覆盖全球的军事能力了。

拜登政府一直表明，一旦中国发动攻击，美国愿意“保卫台湾”以及亚洲的自由民主。然而，特朗普政府似乎主要是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感兴趣。我感觉，一旦美国国内芯片产业全面复兴，本届政府就不会太在意台湾了。

坦率地说，这种立场得到了许多美国人的支持。2023年，我写了一篇颇具争议的文章，质疑美国“保护台湾”在军事上或者在政治上是否可行。我觉得重要的是要认清现实，即“保护台湾”算不算最好地利用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资源。但我至今仍不完全确定答案是什么。

我确实认为，我们正走向一个区域化程度更高、全球化程度更低的世界。我觉得美国、中国(及其伙伴)以及欧洲，正越来越处于各自的轨道上。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正如我上一本书所阐述的，我认为从经济角度来看，支持区域化有充分理由。但也存在重大问题，尤其是欧洲在没有属于自己的科技巨头、更强的防御能力或更统一的政治经济的情况下，能否在中美之间的政治夹缝中生存下来。

美国孤立主义也存在巨大风险。英国《金融时报》美国评论版编辑乔纳森·德比希尔说：“我们可以从政府其他人员的言论中看出一些人所说的‘特朗普版门罗主义’的大致轮廓。这是19世纪詹姆斯·门罗总统那句名言的21世纪版本，即其他大国对美洲的任何干涉都应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

今年1月，我的同事埃德·卢斯就新“特朗普版门罗主义”写了一篇文章。埃德认为，致敬“门罗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将中国排除在西半球之外。我觉得埃德说得对，看看这些数据就知道了。

在经济领域，中国既是拉丁美洲的主要贸易伙伴，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同时也是该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投资方，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展开投资。

以秘鲁为例，据智利前驻华大使豪尔赫·埃内称，秘鲁“对中国的出口额如今超过了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总额”，同时，秘鲁还接受了大量中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在钱凯港项目上。

换句话说，中国在西半球的经济影响力并非改良版“门罗主义”可以遏制的潜在威胁。它已经在整个美洲地区深入且广泛地扎根了。而且，正如埃内所指出的，现在要对此采取措施，可能已经为时过晚。

本文由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22日发表，原题为《特朗普对华态度大转变》，作者是拉娜·富鲁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