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学家亚当·图泽将中国称为“理解现代性的一把总钥匙”，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组织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实验室”。在这里，西方的工业化历史仿佛只是一个更宏大篇章的序曲。

西方陈旧叙事不再成立

图泽的观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形势究竟为何令人难以直面。我们目睹的不仅是一个新大国的崛起，更是对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系列理念——关于发展模式、政治体制乃至文明成果本身——的根本性挑战，而我们在认知上至今仍缺乏直面这一事实的勇气。

这个新发现关系到全人类，尤其是美国——在这里，自以为独一无二的傲慢态度表现得最为明显，也被否认得最为激烈。用“崛起”或“追赶”来形容中国的陈旧叙事框架不再成立。如今中国正在塑造发展轨迹，在经济、科技和制度层面引领潮流。西方终于意识到，现代性已不再是由他们独创、再由旁人学习的产物。

每当要承认中国的成就时，人们总会冒出一个“但是”，总要下意识地计算代价、罗列问题。

若要诚实面对现实，就必须承认中国在民生领域取得的成就。中国在40年内使8亿人摆脱极端贫困，约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的四分之三。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跃升至2023年的78岁，几乎与美国持平。

能源领域或许最能体现这种发展规模有多么难以估量。全球超过一半的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位于中国。全球当前在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中，约四分之三要么位于中国境内，要么由中国承包商主导。中国通过大规模快速部署可再生能源，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具备成本竞争力，从而彻底改变了全球能源转型格局。

无论人们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作何评价，上述现象都绝非一个失败国家的特征，而是一个在诸多方面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蓬勃发展的社会的鲜明印记。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获成功

思想史学家约瑟夫·列文森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追求一条兼具中国本色和客观效果、能够通往财富与力量的道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不丧失文化认同。

这个探索阶段可能即将结束，中国似乎已寻得那条道路。如果列文森的理论成立，那么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更是中国对塑造其现代历史的途径的成功探寻。

列文森的理论框架同样为理解美国当下的困境提供了视角。在他看来，当“自身”与“真实”保持和谐——即社会对世界运行规律的传统认知与可观察到的现实相契合时，文明便处于稳定状态；当二者失衡时，不稳定便随之而来。鸦片战争后，中国经历的危机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当时，中国痛苦地认识到，儒家思想解释不了突然出现在珠江上的西方炮舰。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是否正推动美国进行类似的反思。当一个被认为落后于人的国家突然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础设施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当人们发现，“历史终结论”其实只是西方“提早开香槟”，“自身”与“真实”之间的鸿沟便不断扩大。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19世纪60和70年代，中国的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目前的情况与之类似，只是方向恰恰相反。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政府直接入股英特尔等战略企业，美国政治家在各个领域都越发采取与中国极其相似的做法。

中国的崛起则迫使我们正视西方对现代性定义的局限性：认为唯有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才能实现持续的繁荣与创新，这是多么傲慢的想法。

合法性取决于治理绩效

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也与以往不同。过去，合法性主要基于程序——宪法、选举、议会——而如今，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治理绩效。

在本世纪，合法性的基础将是满足迫切需求的复杂能力；未来，衡量体系优劣的标准不再是理论的精妙程度，而是应对生存挑战的实际效能。

当美国为管道和输电线路争执不休时，中国正在铺设横贯全国的电网；美国放弃了在气候问题上的全球领导地位，中国却已成为能源转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个曾被视为问题制造者的国家，仅凭强大的生产与部署能力，就已成为解决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取得这些成就之际，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恰好陷入危机。这迫使人们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政治合法性是否仅与程序民主挂钩？还是必须涵盖绩效、实现目标的能力、治理效能与韧性？

与中国和平共处要求我们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它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停止用“中国体制无法持久”或“矛盾迟早爆发”等框架来审视中国。中国的体制行之有效，成果斐然。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我不敢妄下定论。但唯有停止自欺欺人，才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成就，摒弃那种本能的“是的，但是”的否定心态。

世界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面临的选择并非抵抗还是投降，而是深思熟虑后的适应还是顽固地否认；是通过诚实的自我审视来强化我们的制度，还是故意对新现实视而不见，从而任由自己的体制破产。

本文由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网站10月30日发表，原题为《重新衡量世界》，作者是美籍华裔媒体人郭怡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