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丝绸之路早已超出了字面含义，成为后世对中国与西方所有往来通道的统称：不仅是一两条交通道路，而是四通八达、辐射广远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通网络；不仅是丝绸西传、西物东来，而且沉淀了东西方文明相互交往几千年的轨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已扩展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构建的是一个多元共生互动的中外文明开放系统，凸显了古代诸文明之交流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明代郑和七下印度洋，贯通了古代西域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范例。

海洋世纪自郑和下西洋始

600多年前，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明朝永乐皇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为后盾，作出了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决策。郑和统率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七下西洋——印度洋，持续28年之久。“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航海遍及东南亚一带至印度洋周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标志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空前发展、明代中国发展至中国古代航海外交的巅峰，在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乃至全球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海洋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中国这个著名的文明古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海洋国土，既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是一个海洋大国，也曾经是一个海洋强国。中华文明是大陆和海洋共同孕育出的世界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中华民族以勤劳勇敢和开拓进取精神，铸就了古代中国处于世界前列的辉煌航海业绩和航海外交成就。

近一二十年，全球史学术思潮已席卷全球，但是在起源于西方的全球史研究中，难免存在着强调西方中心的论调。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纪。一部人类发展史，是人类从各自相对隔绝、相对闭塞的陆地走向海洋，最终融为一个整体世界的全球史。追本溯源，15-16世纪，海洋成为时代的主题，海上活动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国际现象。全球化自海洋始，海洋世纪自郑和下西洋始。中国学者应该发出声音，宣示15世纪的海洋世纪是由中国郑和下西洋开端的，有利于促进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中国古代向西方的寻求可谓源远流长。亚欧大陆的大河和平原孕育了伟大的文明，在诸文明之间，如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西亚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自古具有一种互动关系，而互动的中心，一直是在亚欧大陆上，而且主要有赖于亚欧大陆上自古形成的陆上通道。汉代张骞通西域，其重大意义就在为陆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在人类文明史上为海路交通开辟了新时代的，正是郑和下西洋。

追溯丝绸之路的源起，我们注意到这一由民间对外交往活动形成的线路，正式成名则来自国家层面的推动。2100多年前，张骞的赫赫声名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创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是汉代中国的国家代表。610多年前，郑和航海的辉煌业绩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是明代中国国家航海外交的代表。中国不仅是一个海洋大国，而且是一个海洋强国的地位，由此凸显出来。

正如张骞的名字永远与西域联系在一起，郑和的名字也永远与西洋联系在一起。郑和下西洋后，“西洋”新名词出现，不仅广泛流行于社会，而且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洋”，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周边至波斯湾、红海和东非一带；广义的“西洋”，则形成一个象征整合的意义，引申出海外各国、外国之义。下西洋赋予的“西洋”一词新义，即使在后来西方人东来后也不过是引申义更扩大了范围而已，经历了几百年，至今仍然存活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下西洋的深刻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从海上为古丝路画一个圆

下西洋，“西洋”究竟指哪里？这是理解郑和下西洋的基本问题。以往我们谈及郑和下西洋，强调的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国与南亚关系、中国与西亚关系、中国与东非关系等等。

根据近年的实证研究，明朝人理念中的“西洋”即印度洋。“西洋”一开始是有特指的，在跟随郑和亲历下西洋的通事（翻译官）马欢笔下，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所指为“那没黎洋”，也即今天称为印度洋的海域。因此，作为郑和大航海时代一个整体的印度洋久已被极大地忽视了。鉴于迄今大多学者仍以文莱划分东西洋界限，对郑和所下“西洋”的认识模糊不清，澄清下西洋即下印度洋，调整观念，这对于下西洋目的的认识和探讨至关重要，更说明我们对于明代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应该有一个全面的重新认识。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走向了海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最终目的地是西洋的古里，也就是位于印度洋中部的印度古里，即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译科泽科德。此后七次下西洋，古里都是每次必到之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这些地区与海域都是在印度洋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费信的诗句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在当时明朝人看来，西洋的尽头就是西域，明朝人对于西洋与西域的连接是再清楚不过了。

郑和下西洋——国家航海外交行为全面联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从海上给古代丝绸之路画了一个圆。陆海丝绸之路，至此从海上全面贯通，交会之地就在印度洋。此后，明朝人甚至将亚欧大陆上的撒马儿罕（如今的“撒马尔罕”）等地称作“旱西洋”，由此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外交达于空前鼎盛时期，明朝人对于海外世界的互联互通理念在此凸显出来。

今天我们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1／5，拥有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和海湾。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紧紧地将亚、非、欧连接在一起。郑和七下印度洋，联通了亚、非、欧，中国航海外交参与了一个“全球”贸易雏形的构建，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形成于海上做出了重要铺垫，也可以说拉开了全球史的序幕。

航海外交催生国际新秩序

蒙元帝国崩溃后，地缘国际关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明代中国是东亚大国，明初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走势和郑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新的国际秩序，理应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明代中国作为崛起的海洋大国，如何应对蒙元帝国崩溃后快速变化的印度洋世界？如何理解明代中国航海外交建立的新国际秩序的影响？通过考察14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初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可以为明代中国对外关系建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

明初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蒙元帝国的新的国际秩序，郑和七下印度洋，是明帝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新的国际秩序理念的延续。明初国际秩序的建立，具有与此前蒙元帝国、此后西方海外扩张殖民帝国迥然不同的特征，不应简单以传统朝贡制度或体系笼统归纳和理解。可以说，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明代中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理念的过程。

郑和远航印度洋，宣告彻底改变了蒙元帝国对外交往的暴力征服模式，代之以和平外交模式，使得明朝中国对外交往盛况空前。在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笔下，所有使团到达之处，无论大小，皆称之为“国”，这无疑是明代中国的国家航海外交行为带来区域国家前所未有的彰显。马欢《瀛涯胜览》记述，每到一国，郑和使团首先是开读诏书，在与各国政治上邦交关系确定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正常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对印度洋区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蒙元帝国在政治上结束了，然而在贸易上的影响留了下来。明初一反元朝四处征伐的做法，郑和外交使团也是中国派往印度洋的庞大贸易使团，满载中国丝绸、瓷器、铁器、麝香及其他诸多特产的船队。七次远航至印度洋，改变了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状况，促使古代丝绸之路商贸往来达于鼎盛。

郑和七下印度洋，将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的地方，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政治上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经济上贸易资源互通有无，文化上多元文化认同交融。

现存斯里兰卡的郑和碑（即“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着郑和向佛祖释迦牟尼、婆罗门教保护神毗湿奴和伊斯兰教真主贡献布施的史实，就是明朝人对于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最好例证。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出现了西洋古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国派遣使节1200人到北京的所谓“万国来朝”盛况，是下西洋将中华秩序理念付诸实践，在没有对任何国家产生威胁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的国际新秩序的标志。

“协和万邦”模式与西方不同

从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郑和下西洋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类历史发展到15世纪初，随着科技的发达，海上运输日益显示出比陆上运输更大的优越性，商业贸易的需求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各国的共同愿望所在。郑和七下印度洋，在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理念指导下，明代中国以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形象出现，在促使印度洋地区国家权力整体上扬的同时，维护了海道清宁、人民安业，与各国公平交易、互利互惠，促成了一种资源共享合作机制，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网络的活跃发展，开创了印度洋区域各国跨文明和平对话与合作发展的新局面和国际新秩序，也使明代中国海洋大国乃至海洋强国形象，在印度洋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进一步说，下西洋成功地全面贯通了古代陆海丝绸之路，为中西文明交往的重心从亚欧大陆转移至海上，为海洋文明的全球崛起做出了重要铺垫，繁盛了一个世纪的世界上最稳定、也最繁荣的贸易网络之一——印度洋国际贸易网络，为一个整体世界在海上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如果把这个功劳仅仅记在了欧洲人的账上，是令人遗憾的。

郑和下西洋具有全球意义，还体现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存在不同的航海模式，有着不同的实现机制，也有着不同的结果。尽管有着时代局限性，但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和平交往航海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航海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历史可以作证，郑和高扬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的人文精神，在长达28年的航海活动中，维持了海道清宁、人民安业，仅有三次战事发生，没有占据海外国家一寸土地。明代中国的世界形象，在七下西洋中树立起来，得到了世界公认；如今，郑和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符号，它所体现的中国和平交往和丝绸之路上各国互通共赢的理念与实践，为人类文明和谐共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昭示了不同文明之间和平交流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规律，正是今天全球化国际社会所需要的。雄强一时的西方航海模式造就了大批殖民地，已成明日黄花，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彻底失败，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今天，中国构建“一带一路”新模式，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走向海外世界，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性和延续性。记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继承和发扬古代航海外交的互联互通和合作共赢的基本价值理念，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打造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这无疑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超越，是对于全球化的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国对全球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新贡献。（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