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和外交精英集体对华“幻想”破灭、趋于反华或者至少不再对华友好，是这两年来美中关系话语的一大趋势。最新的一个例子，是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会同30多位美国国内和国际学者推出的关于中国在美国影响力的报告。

很多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再想争取美国，为时已晚。12月1日，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中方放松对学界和智库与美国交流的限制，鼓励学者加大与美方交流的力度，力挽中美关系的“狂澜”。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艾伦•弗里德伯格看到这一报道后，马上推文说“太晚了”。

12月1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G20峰会期间共进晚餐并进行会晤，达成贸易战暂时“休战”的共识。美国国内对美中能否在三个月内完成经贸问题谈判，从而彻底“停战”，大多持悲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三个月的时间太短，贸易战既已打响，美中经贸关系已经发生质变，经贸摩擦甚至冲突将成为常态。

然而，所谓“中国失去美国”之说，至少需要限定什么样的美国是中国争取的对象。当美国人说中国已经失去美国时，他们心目中的美国是一个提倡总体对华友好接触政策的美国。但如果说大部分美国精英已经不再支持对华接触，这是否意味着他们都转向和中国对抗、甚至煽动一个所谓的“新冷战”呢？

事实并不尽然。就拿那个中国影响力报告而言，最耀眼的不是对中国的指责——这些指责去年以来在澳大利亚已经甚嚣尘上——而是谢淑丽在报告末附上的“反对意见”。谢淑丽曾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在美国对华政策讨论上有一定影响。

她认为，这篇报告没有对中国行为做出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之分，这一败笔降低了其可信度。因此，该报告夸大了所谓“中国影响力行为”对美国的威胁。最重要的是，她指出，美国朝野当前对中国的过度反应，与当年杜鲁门政府对苏联的过度反应有相似之处；而这一过度反应对美国社会的杀伤力，要大于中国的影响力活动对美国社会的杀伤力。

从谢淑丽的这一观点看，她完全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问题在于，像她这样持公正立场、敢于公开直言的美国精英已经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随波逐流，唱和对华对抗的调子。这其中包括洛德，基辛格1970年代访华的助手，1985-89年的美国驻华大使；也包括麦艾文（奥巴马的亚洲事务主管）和沈大伟、葛来仪等有影响的学者。

中美关系的形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新冷战”则是言过其实，是对当年美苏关系与当前美中关系不同历史情境的误读。当前中美两国的挑战在于寻找双边关系的新范式。新范式决定中国应该争取什么样的美国。

比如，在经贸关系的问题上，中方应争取一个对中国的发展持宽容态度而不是处处紧逼、层层遏制的美国。引导这样一个美国的出现，需要中方妥善处理美方的关切并达成适当的相互妥协。双方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并非没有妥协的空间。一旦达成妥协，中美经贸关系将在新的规则和内涵下进入一个新的相对稳定互动的阶段——也就是一个新的范式。G20“习特会”后的三个月，既是中美解决贸易纠纷的关键谈判期，也是寻找新的经贸关系范式的起步期。

在寻找中美关系新范式的过程中，美方需要避免误读、误判和过度反应。中方需要承认自己的政策对中美关系的恶化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并就此改进。

尤其需要反思的，是“讲好中国故事”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失败。中方一些人士的惯性思维，是把外界对中国的指责都笼统地归因于“不懂中国”或者对中国的偏见。这是讲不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很多人不懂中国，也对中国持有意识形态或其他方面的偏见；但也有很多人懂中国，不乏改善对华关系的诚意。讲好中国故事，应就事论事，坦诚交流，而不是轻易怀疑对方的动机甚至智商。

就拿争取谢淑丽而言，她绝对不是不懂中国的人，也很难说对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但是，如果你去和她讲，所谓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活动完全是对中国的污蔑，这不仅说不好中国故事，反而会增加她对中国的反感，把她“逼”成另一个“厌华派”。事实上，不少厌华情绪上升的美国精英就是这么被逼出来的。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国际话语战略，不是宣传。宣传是话语的一种，但不应成为提升中国影响力的主要手段。把有效的话语战略与宣传区分开来，并研究什么样的话语战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有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