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因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再次进入国际舆论焦点位置，也成为中美贸易战“持久战化”的一个新战场，并对“一国两制”的国际声誉、对台影响力及支撑大湾区战略深入实施构成严峻挑战。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本是特区政府实施基本法、完善本港法治的正常施政行为，旨在弥补香港与未达成逃犯移交协议之司法管辖区之间的个案移交制度，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然而，正常的自治立法程序已被反对派及国际反华势力污名化为破坏自由和法治，不仅有立法会内的恶意拉布，更有6月9日的大规模游行及后续的暴力升级。反修例运动俨然成了“二次占中”，已经超出合理的和平示威与立法公众参与的轨道，成为反法治的闹剧。反对派的极限对抗意图阻止香港法治漏洞的正常修复，寻求延续“逃犯天堂”的非法自由。

反对派挑起全港性社会抗争的动机和意图是不正当的：其一，不以针对修例草案的具体法律问题讨论为中心，无限上纲上线，政治化，国际化，甚至暴力化，破坏了香港法治的理性基础和公共审议的民主品质；

其二，毫不掩饰地寻求国际势力干预和支持，在中美贸易摩擦之际错误站队，损害香港与国家的根本利益；

其三，无视特区政府在修例草案上的合理民主咨询与真诚的妥协修正，反而变本加厉，从原则和政治上根本否定修例的合法性，破坏香港管治权威和法治进步的具体契机；

其四，通过毫无节制和缺乏理据的误导扭曲宣传，不仅撕裂香港社会，也进一步损害香港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信任和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大好局面。

反对派此举表面来看完成了占中之后的再次超强政治动员和极限对抗，取得了一定的香港内外政治影响力，但却根本阻断了反对派转型为“忠诚反对派”的政治通道，打破了“一国两制”的内在政治平衡与利益共识，是乱港祸国行为。

结合此次游行的组织力和影响力，可见香港内外反对势力的联合操作已远远超出常规社会抗争强度，有政治上极限施压及瘫痪香港管治权的更深企图，更可远程打击中央管治权威，破坏后占中时期尤其大湾区规划以来两地融合发展的大好形势。最低限度，此次游行抗争已超高强度展开，可以有效配合后期选举造势和吸票，也是反对派谋划之“选举工程”的一个环节。

特区政府在本次修例争议中显示出对香港法治进步与民主价值的高度尊重与负责任的精神。修例动议起于台湾陈同佳案，特区政府出于善良动机尽快弥补逃犯移交的法律漏洞，推动实现个案正义，并一体解决今后类似的移交法制问题。

在修例草案社会讨论与立法会一读程序中，特区政府能够认真听取各界意见，合理回应社会关切，做出了重大而有意义的草案修正，关键点在于：其一，移交罪名范围缩小至37种最为严重的刑事犯罪，符合国际惯例；其二，移交拟判起刑点提高至7年监禁，排除了诸多普通刑事犯罪；其三，确立了政治性罪行不移交的规则；其四，实行“双重犯罪”规则，只有香港及移交目的地均认定犯罪的才移交；其五，严格的司法复核保障程序。这些法治的优化配置足以保障逃犯在香港法上的正当程序权利，不存在反对派担忧或指责的法治缺陷。

反对派从一开始就缺乏认真且专业性讨论修例法律细节的意愿，而是抓住修例对香港人敏感安全心理的冲击性，无限制地放大恐惧感，制造谣言，进行非法律和非理性的误导与动员。当然，仅仅依靠反对派自身的蛊惑与动员是绝无可能造成今日之对抗态势的，国际势力在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的敏感时刻积极介入干预，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因素。

在策划游行和极限抗争的政治准备阶段，反对派派出所谓代表性人物访问美国求援，得到美国政治高层极高规格的接待和明确支持，欧美势力乘机响应加持。这样，反修例运动就成了香港反对派与国际势力遏制中国、激活及升级“香港牌”效用的主要抓手。反对派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国际政治的反面棋子，自觉者可恶，不自觉者可悲。

中央政府在香港修例问题上高度尊重特区自治权和法治，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完善本港法治及建立更为完备的逃犯移交制度体系。逃犯条例修订之后，香港将成为法治更加巩固、社会更加安全、国际司法网络更加信任及良性互动的法治高地。反对派对此议题的极限和非理性运用，必然随着条例通过及其后的法治规范性实践而遭到否定。香港民意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不利于反对派的转变，靠一时蛊惑及国际干预得来的暂时性“士气”必然面临“再而衰，三而竭”的政治困境。

从“一国两制”长期发展演变趋势来看，反修例运动展现出的激情、偏见与功利情绪的表象，难以阻止香港法治的具体进步，也难以削弱特区政府的依法管治及中央对香港法治的坚定支持。裹挟进游行的诸多普通市民和学生只是被刻意渲染的恐惧感一时包围，待广场激情消退，理性反思与商谈更深入开展，预期适当冷静一段时间后坚决反对修例的就只是那些潜在的“逃犯”了。条例闯关之日，或为香港法治进步的一个历史里程碑，并为后续法治完善探索经验和先例。

此次反修例运动再次暴露了央港关系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真正解决，香港在回归22年之际依然是严格的“制度离岛”。更关键的是，此次极限对抗及无节制的寻求国际干预，充分而全面暴露了香港反对派不可合作、没有底线、损害国家利益的政治本质，也暴露出美国对香港的超强影响力及“影子管治权”。这必然反向警醒中央严肃面对香港管治中的结构性政治挑战，倒逼中央及特区政府更加积极检讨和完善香港的安全法制与教育法制，更加全面准确地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更加理性而严密地推动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的有机结合，也会更加合理高效地推动大湾区建设及香港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发展大局的政策科学设计与制度配合。

民族复兴无坦途，这是世界历史给出的基本教诲。“一国两制”内蕴坚韧的国家理性，即国家对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权与港澳对国家持续贡献力的理性结合。中央治港的出发点始终在于确保香港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的同时，推动香港对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国家发展与香港发展的互利双赢，并以此双赢结果在政治上说服国内其他地区持续接受香港高度自治的特殊宪制性地位。新时代的香港角色不再是单纯依靠欧美体系服务国家初期现代化，而是深度参与和支持国家的“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支持国家正在主导及展开的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建构行为。

香港反对派一叶障目，自私偏狭，美国则基于全球战略利益遏制中国，哪张牌好用哪张，香港只是被利用，甚至可能被牺牲。只有国家是香港利益和发展前途的最终责任人。“一国两制”决定了国家不可能放弃香港，目前的大游行及政治法律争议不过是融合发展触及到的阵痛而已，但阵痛之后是新生，香港各界应当有所警醒，增强信心、责任感和理性行动力。(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