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有一个名为“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CPDC)”的组织，其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美国“影子内阁”的角色。这个中文权且简称为“当前危险委”或“当危委”的机构今年3月25日由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等一批美国极端保守派“扎堆”组成，他们以推翻中国政权为最终目的，并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搞了多场针对中国的活动。新成立的“当危委”代表着美国对华政策中最强硬、最保守也最具敌意的极端政治派别，在美国单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其对中美关系大局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冷战又回来了！”美国舆论在谈到“当危委”时都有这样的直觉，并担心如果这种缺乏理性的政治势力影响到美国决策层的对华政策，那么这对美国来说“绝非好兆头”。

　　副主席加夫尼是班农“铁杆”

　　打开“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的网页，就能看到一张大红的中国地图，但地图别有用心地把台湾故意漏掉。该委员扬言其宗旨是“通过公众教育与鼓动参与等方式，帮助美国抵御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方位的传统与非传统威胁”。从“当危委”40多个创始成员的履历中能看出，这是一个偏重于军事情报与战略对策研究的智库组织。其中，牵头的有白宫前首席战略师班农、曾在国防部任职的加夫尼、前中情局局长伍尔西等人。此外，创始成员中还有几个所谓的“中国异见人士”。

　　美国不同时期冠以“当前危险委员会”之名的组织出现过4次，分别针对“美国的大敌”：1950年主要是协助杜鲁门政府应对苏联，1976年仍是继续应对苏联，2004年针对伊斯兰恐怖主义，而2019年这次是针对中国。第二次启动的“当危委”对美国政坛影响很大。1981年上台的里根内阁，起用过33名“当危委”的成员，分别担任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驻联合国大使、助理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海军部长等要职。而里根本人1979年也加入了那届“当危委”。2004年启动的“当危委”中，100多名成员中的大部分人与一个名叫“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机构联系紧密，后者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的表现十分积极。

　　和美国众多智库不同，“当危委”主席布莱恩·肯尼迪、副主席弗兰克·加夫尼、首席顾问班农等人都有着一定的媒体运作经验和选战造势能力。他们有的身上贴着“意见领袖”的标签，既是鼓吹者又是组织者。除一些成员有深厚的军事和情报背景外，有的成员还来自媒体智库界、经济投资界、人权/宗教界。

　　加夫尼是美国国内“反穆斯林”、煽动种族仇视、传播大量阴谋论的死硬代表人物，曾在里根总统第二任任期内当过7个月的代理助理国防部长。加夫尼及其后来所在的“安全政策中心”曾大肆宣扬“奥巴马是穆斯林，他当选总统就是要从本质上将美国伊斯兰化”。除了针对美国的穆斯林群体，他还通过自己的智库和脱口秀广播平台对外渲染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威胁。

　　加夫尼虽没有在现政府任职，但他对决策圈的影响力依然可见。在白宫“曾经”和现在的外交决策圈里，前首席战略师班农和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都是加夫尼的铁杆盟友。班农主持“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时，经常邀约极右翼人士来传播被美国主流媒体所排斥的阴谋论观点。从2012年起，加夫尼先后29 次出现在班农主持的政论节目中。加夫尼的偏激言论曾受到美国保守主义联盟(ACU)的公开驳斥，并一度取消他参加年度大会的资格。2016年初，在保守主义联盟的董事会上，董事会成员博尔顿公开替加夫尼说情，帮他解除禁令。被特朗普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博尔顿请加夫尼的一个副手出任幕僚长，掌控人事遴选大权。正因如此，博尔顿被认为是隐在幕后的“当危委”成员。该委员会幕后成员还有美国得州参议员、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德·克鲁兹，他是唯一一个参加“当危委”成立大会的现任参议员。在当天的所有发言者中，克鲁兹对中国的指控与攻击，最带有意识形态和冷战色彩。

　　班农曾被美国《时代》周刊形容为是特朗普胜选背后的“伟大操控者”。班农搬离白宫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他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没有“首席战略师”头衔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在私下里曾称，他仍可通过白宫的内线或律师，给总统“建言献策”。

　　口头禅：美国人该警醒了

　　“当危委”成立大会3月25日在华盛顿预备役军官协会会议厅举行。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有近20个人上台发言。有因故无法到场的发言者，主持人加夫尼就代为宣读书面稿。记者注意到，这些对华“鹰派”的发言大多是强调：“大敌当前，而美国还在梦游”“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宗教上还是战略上，中国都是美国的对立面，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且只可能会越来越激烈”“过去几十年，中国其实已在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向美国发起进攻，而美国在浑然不觉中一直处于劣势，现在必须警醒和全面反抗”。

　　4月9日，“当危委”正式成立两周后，在同样的会议地点，班农、加夫尼等人又粉墨登场，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圆桌论坛上，大谈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超限战、5G网络和新疆等问题。4月25日，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时期，“当危委”移师纽约，邀请所谓金融投资界的高端人士出席午餐会及论坛。在“当危委”提供的活动新闻稿中写道：“在纽约，6位卓越的商界投资界领袖与经济安全资深观察家，向台下座无虚席的总裁、投资人和媒体人士作深度汇报。发言者的焦点集中在——美国的跨国企业和资本市场是如何提供助力使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大的，以致当今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其他利益，而这种鲁莽愚蠢的举动必须被制止。”发言者中有罗杰·罗宾逊，他曾是里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负责国际经济事务部门的主任，专门执行针对强敌苏联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罗宾逊妄称，在国家安全等领域，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有国家支持与政府背景的企业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进行渗透。接下来，以《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而在美国学术圈声名狼藉的章家敦受邀发言，再次兜售他那满怀仇恨的“中国崩溃论”。第三个登场的是凯尔·巴斯，他被视为隐在“当危委”幕后的金融巨鳄、华尔街偶像级的人民币“大空头”。随后的发言者有的说“中国窃取美国先进技术”，有的说“中国企业靠作假等手段在美国上市”。班农是最后的总结发言者，他手举中国战略学者所著《超限战》一书的英译本说：“我们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中国向美国发动贸易战已经25年了……”这次圆桌活动前，班农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绝不能从当下的贸易战中退缩……”他毫不含糊地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建国以来所面对的最严重的生存威胁”。5月2日，“当危委”又在华盛顿举办有关“中国对美超限战”的吹风会，在3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渲染所谓中国解放军在5G 通信领域对世界的攻占、中共对美的信息战等话题。与会者的口头禅就是：“美国人该警醒了！”

　　继6月3日举办主题为“中共泛民主的超限战”的活动后，“当危委”6月22日又在全美印度裔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赞助下，在芝加哥举办了一场主题为“中共对美国总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超限战’”的活动。据报道，当着现场1200名观众的面，班农先在讲话中称赞印度总理与美国总统有许多相似之处，然后又夸印度裔如何用其坚强的毅力帮美国打造伟大产业，特别是电路板和其他电子制造业，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如今美国制造业已死。就美国面临的至关重要问题来说，中国正与工业化的西方民主国家进行经济战。”班农鼓吹“随着制造业基础被运输到中国，鲜有人比印度裔企业家更能感受到冲击”，并叫嚣“今天标志着要开始努力逆转这种现象”。本次活动主持人、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印裔商人沙拉布·库马尔在发言时也强调说：“需要抗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实力。中国预谋杀害(美国)电子工业的行为尤其残忍……但从来都不会太晚，我们能将电子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只要我们对中国制造的所有产品都持续加征关税即可。”

　　可信度被批“为零”

　　短短3个月，“当危委”就在美国多个城市策划组织了至少6场大型活动，数十人上台发言，并鼓动美国其他族裔针对中国。据观察，这些活动涵盖了美国对华最关注的核心议题，活动前有新闻预热和社交媒体推广，活动后还有追踪报道。在华盛顿这个世界权力运作的核心区，能在短期内搞出多场针对中国的活动，依靠的是紧密的关系网络与一定的资金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当危委”的主要成员都是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的“关键意见领袖”。

　　针对中国的这个“当危委”看上去阵容齐整，类似里根当选总统前的第二届“当危委”以及小布什当选总统前成立的“新美国世纪计划”委员会这样的新保守主义大本营。回顾历史，后两个委员会中一些成员在当时都进入了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内阁，并且推动总统在任期内进行了世界范围的两场重要对决——冷战与反恐战争。因此，值得警惕此次“当危委”现有成员日后成为与中国彻底摊牌而筹划的“影子内阁”成员。

　　说来可笑，眼下这个“当危委”针对的唯一敌人是中国，可里面却没有一个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学者。

　　一些美国舆论对“当危委”提出批评。“向一场对华‘冷战’说不！”《美国保守派》杂志资深编辑丹尼尔·拉里森近日撰文称，这个新的“当危委”正推动美国与中国陷入一场冷战。他认为，美国既不需要也不应寻求与中国开展冷战式的冲突，它的代价过于高昂，本该是能避免的“纯粹浪费资源”的冲突。美国正与中华文明陷入“生死存亡斗争”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非常愚蠢。没有任何行为或迹象可令人信服地认为存在所谓的“中国侵略”。尽管美中之间必定会出现某些竞争，但没有必要为此煽动一场“零和斗争”。

　　对“当危委”这样耸人听闻的名字，拉里森这样评论：“其名称显示该项目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只是大惊小怪者散布恐惧心理而已。此前几个版本的‘当危委’总是夸大外国威胁以为美国的强硬路线和对抗性政策找借口，这次亦不例外。他们假装并非意识形态组织，但班农等人的存在恰恰指向相反方向。”

　　美国《琼斯母亲》杂志网站4月刊文称，“总统的这些盟友正准备与中国进行新冷战”，如果“当危委”的成员们确实能影响美国政策，那么其极端主义或将产生一系列问题。文章认为，该组织中有学者和中国异见人士，但班农和加夫尼的存在暗示，一定程度的纯粹机会主义左右着“当危委”，使其不能就外交政策进行开放式的讨论。文章援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格雷姆·史密斯的话说：“将对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的担心直接转变为对中国的担忧荒谬至极，其可信度为零……这些极其容易引起分歧的发言者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对制定理性的对华政策来说绝非好兆头。”

　　美国智库也有很多对“当危委”冷战思维不认同的声音。一些学者对“当危委”抱着观望、怀疑的态度，担心其存在最终会让美国国会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在相关报道中，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亚洲经济一体化专家彼得·雷蒙德表示：“我并不将这视为一种二选一的游戏，我也不确定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美国有各种(与中国)在全球各种项目上合作的方式，而且我们也应这么做，就像我们也应与其他国家和其他公司合作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