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扩大和协调“五眼联盟”针对涉华问题一致发声，声称已经组建美日澳印四方联盟应对中国“威胁”，甚至扬言构建一个更大的全球范围内的反华联盟，美国执政当局为围堵中国而采取的一连串行动，进一步暴露了华盛顿对于大国地缘博弈的痴迷。回顾二战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地缘政治动荡当然存在多方面原因，但美国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很多时候和很多领域，都呈现“美国动则世界不得不跟着动”的反应模式。

大国关系一直是影响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之一。本届美国政府自上台之初就开始渲染世界“已进入一个超级大国竞争时代”，过去几年更是不断挑动和推升大国间的地缘政治角逐，结果是导致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剧烈动荡与深层调整。有学者说，大国之间地缘政治博弈升级，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格局演变中最显著的特征。而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始作俑者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以及全球化受挫紧密相关。

首先，固守地缘政治角逐理念和实践，是美国处理大国外交政策时始终不变的主题。自1776年独立至今，美国始终保持着不安于现状的“愤青”行事风格，致力于对被其视为威胁的大国竞争者进行无情打击。它在19世纪将俄罗斯、西班牙、法国驱逐出北美大陆，确立区域霸权地位；在20世纪参与全球政治后将苏联拉垮，确立全球霸权地位。冷战后，美以大国为竞争对手的外交传统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对当时选择主动倒向西方的俄罗斯继续展开打压，将其隔绝于欧洲安全秩序重建进程之外。

对美国而言，其他大国无论内政如何改变，都难逃脱被认定为美国对手或敌人的宿命。美国从根本上缺乏一以贯之构建稳定大国关系的意愿和传统，而惯于以激进方式颠覆既有国际秩序。

苏联解体后，美国以“民主和平”论话语体系引导当时的俄罗斯领导人，使对方相信只要在国内推行西式民主化，就能与美国建立持久稳定关系。但冷酷的历史现实表明，在当时俄罗斯“民主化”变为“混乱化”过程中，美国已成功将前华约国家纳入美国针对俄罗斯搞地缘政治角逐的北约体系之内。原本以美俄欧大国稳定为前提塑造欧洲持久和平的积极愿景，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内彻底破灭，针对大国的联盟对抗格局明确定型。

美对俄这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两面性外交，当下又被用到中国身上。美国炮制“重建中国”“接触失败”等论调，都有为排挤中国争取国内支持的用意。美国对大国竞争如此痴迷，以至于在反恐、应对金融危机等离不开大国合作的进程中，也始终没放弃大国竞逐的努力。俄罗斯为美国反恐战争提供过实质帮助，换来的却是一轮又一轮的北约扩大。中国为纾解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做出努力，换来的却是美针对中国的“再平衡”战略。在中美多维度、多领域的联结纽带已然形成之际，本届美国政府却在“中国占美国便宜”的抱怨中寻求与中国“脱钩”。不少学者担心，这是华盛顿在为接下来挑动更激烈的地缘政治角逐做准备。

其次，全球化没有根本削弱民族国家的疆界，反全球化逆流形成短暂势头，这成为大国地缘政治角逐进一步激化的催化剂。尽管当下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但却遭遇反全球化的回头浪。如果资金、人员、信息、安全等全球化核心要素跨国流动和汇集发展顺畅，那么全球化将会沿着超民族国家方向发展，新安全观共识将会出现，现有国家间极难解决的涉及主权或领土的相关纷争，就可能在未来逐渐消解。然而反全球化势力抬头，带来了大国角逐加剧的不良后果。

当下全球化受阻，较多国家内外政策呈民族化倾向，这导致国际纷争议题一时无法在发展中解决，反而出现固化甚至恶化的趋势。新冠疫情的影响可谓一个典型，国际社会各方合作应对疫情的迫切需求，正在遭受个别大国将抗疫问题“政治化”和“国家化”的困扰。全球化下诸如疫情、自然灾难、恐怖主义等需要各国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正在被大国之间的彼此指责所破坏。

确实，过去30年来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普遍繁荣，某种程度上搁置或掩盖了国家内部或各国之间的贫富悬殊、环境恶化、传染性疾病扩散等众多涉及人与自然的深层次难题。它们重新塑造着一些大国民众对全球化的认识，同时也在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这为个别大国的政治精英投机式地鼓噪民族主义政策创造了条件，从而带来民族国家间各种既有矛盾的凸显和大国角逐加剧的后果。

大国地缘政治角逐的升级是当前各国必须面对的国际现实。稳步提升自身实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塑造力量的新平衡，这是其他大国为应对美国等个别大国蓄意挑动地缘政治竞争而不得不采取的路径。拥有实力更能获得尊重，而缺乏实力很可能会被淘汰，也是各国从美国外交传统中得到的深刻认识。（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