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出现一位民主党总统，那么现在是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多边主义？

显然，今天的世界急切需要挣脱数年来越发严重的失序状态。一些人因此对美国大选高度关注，期待明年1月20日之后迎来多边主义的回归。然而多边主义的回归恐怕不能指望美国一个国家。美国有没有能力重回多边主义是第一个问号，另一个问号就是：即使美国重回多边主义，是世界期待的多边主义吗？

纵观过去几个月美国媒体、智库和战略学者的言论，提出这样的问题绝非杞人忧天。在那些似乎是为民主党执政而准备的外交战略建议中，多边联盟、新的国际组织是关键词。但无论是所谓“清洁网络”“自由国家”的技术联盟，还是宣称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中国债务陷阱”的新债权人组织，都充斥着一种对抗意味：压制中国，为美国取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这是多边主义吗？如果是，这也是冷战式的多边主义。

世界上多数人并不想要这种古董多边主义，因为今天的世界好不容易才安全穿越了冷战的历史，没有国家愿意再在大国中选边站队；也因为今天的世界处在疫情、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等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之下，联合国2030年要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任重道远。

世界如果要重回多边主义的轨道，或者更准确说，要重塑一个能够应对当代危机的新多边主义秩序，需要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共同努力，中国也要主动发出声音。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等国家曾经为深陷于殖民主义逻辑的老欧洲国家赋能，共同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今天，有能力推动国际秩序前进的国家也要为那些在内外意识形态斗争陷阱中的国家赋能，继续推动人类政治向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发展。这不只是理想主义的纲领，也是对现实危机的回应。如果不能创造性地实现新型的多边合作，我们就会继续陷在历史的荆棘丛中难以自拔。

我们要创造能够处理大国竞争的新多边主义规则。世界仍将长期处于国家间竞争中。战后国际秩序发展的历史表明，那些行之有效的多边规则、有生命力的国际组织，并不取决于各国最初建立它时的决心，而取决于它能够多大程度上摆脱国家竞争关系的干扰，并持续推进那些各相关群体都可获益的议程。反过来，专业性、功能性领域的合作，局部区域、部分国家探索的经验，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把国家间政治竞争的注意力转向国际的“优良治理”。

今天不但美国的竞争和对抗思维高涨，西方各国也都普遍出现了国家竞争压力带来的不安全感，这是新型多边主义面临的最大挑战。因而首先要定义出一种“负责任竞争”的多边主义。国家的安全思维、竞争思维，不应该介入到非国家层面的跨国关系中，如企业的经济合作、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合作、民间的文化往来等。此外，国际社会应该基于人道主义的前提，划定“绝对非竞争领域”，如公共卫生安全、环境治理、减贫合作等。在这些涉及人类和个体生命存亡的非政治领域，将更多的决策权力让渡给国际组织，并赋予更强有力的执行保障手段。

我们还需要在新技术背景下来重新定义经济多边主义。经贸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构建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石。如果追溯“煤钢共同体”的精神，今天世界恐怕急需建立“数字共同体”。数字技术的开放和运用关系到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未来，它和曾经的煤炭钢铁一样具有战略意义，但它不存在对某一片矿区的争夺，它自然跨越了领土和国界，高度依赖国际分工合作。除了多边主义的技术合作和生产协作，“数字多边主义”还需要解决隐私保护、数字鸿沟等全新的社会伦理问题。目前这些层面还缺少多边秩序的构建。

上述问题已经摆上台面，期待新一代多边主义参与者的回答。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