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战略互信仍有不足。就“菅内阁”而言，其虽多次强调建立稳定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并明确以“会形成反华包围圈”为由对组建“亚洲版北约”予以拒绝，但在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时有针对中国的动作。例如本月17日，日本在同澳大利亚就签署《互惠准入协议》基本达成一致、尝试以中国为目标打造日澳“准军事同盟”的同时，又在日澳首脑共同声明中就南海、东海、涉港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这种双面姿态阻碍了中日战略互信的提升。

其次，民众好感下降。本月17日公布的第十六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45.2%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正面印象，与2019年45.9%的数据基本持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达89.7%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较去年增长5个百分点。导致双方受访者持负面印象的主要原因是未对侵略历史认真道歉、反省及钓鱼岛争端，可见此类既有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仍不容忽视。

最后，美国因素影响。“特朗普冲击”对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中美日“三边关系”造成了干扰。一方面，美国蓄意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同中国制造摩擦，导致日本倾向趋同于盟友美国，以消极姿态处理中日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实施分担防卫责任等举措，使得日本谋求以提升军事能力为突破口来扩大地区影响力，造成中日两个地缘近邻间产生龃龉的风险，日本防卫经费“八连增”即是明证。此外，尚待执政的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声称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也给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不过，尽管存在一些挑战，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事关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上双方存在着深厚战略共识基础，未来双方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积极寻找机会，不断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第一，加强经贸合作。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在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的前提下，中日经济合作发展有助于缓和两国在政治、安全等领域紧张局势。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如何推动其早日生效，进而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及区域合作进程，不但关乎这一全球规模最大自由贸易区的成败，更决定亚太地区未来究竟属于基于合作共赢理念的和平与发展，还是以冷战思维为基础的分裂与对抗。

第二，共同应对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两国民众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精神的感召下围绕抗击疫情展开积极互动。相较于已基本摆脱疫情影响的中国，目前日本正面临第三波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的双重考验。此时在继续严防疫情基础上启动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促进复工复产，无疑彰显出两国共克时艰、谱写友好新篇章的智慧与决心。

第三，携手共襄盛举。未来两年内，中日将相继举办第32届东京夏季奥运会、第24届北京冬季奥运会两大盛事，并迎来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以此为契机顺势扩大人文交流合作，增进民众友好感情，进一步优化双边关系和民意环境，可谓恰逢其时。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谢若初，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