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沟通曾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回望历史，从台海危机、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到南海撞机、无瑕号事件，中美关系自1979年建交以来经历的风浪和挫折不可谓不多，但两国在一次次冲突和危机中不断自我调整、彼此适应，同时学习如何与对方相处。

以中国视角看，从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似乎从未放松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警觉和对中国的防范。尤其奥巴马政府，曾出于对中国可能在南海“挑战”美国地区霸权地位的臆测而备感焦虑。正是为了化解矛盾、消除猜忌，两国先后建立“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直通热线、“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以及开展战略与经济对话、外交与安全对话等外交和军事危机防控和处理机制，两国领导人亦频繁会晤，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指引方向。

显然，这些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作以及两国领导人的高层引领，为双方在对话沟通和相互适应中探索和平共处之道发挥了特殊作用。

笔者曾亲身经历并参与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处理，从事件发生到初步解决仅仅用了12天时间。当时中美关系没因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大的转折，背后的原因部分在于“9·1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转变，但两国决策层对避免危机升级的共识、彼此一定程度的互信基础和及时对话沟通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事件给今天人们的启示是，只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把握对方底线、顾及民心向背，以合作精神和对话方式处理分歧和危机，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两国关系出现大的颠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从既往一系列事件的危机管控和应对结果来看，中美之间似乎没有过不去的坎。

笃信对抗重创中美关系

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奉行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政策，肆意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炮制“经济脱钩”“中国病毒”“南海军事化”“海洋帝国”等各种论调，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导致两国间上百个对话沟通机制处于停摆或中断状态，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滑至建交以来的历史最低点。

还以南海问题为例，特朗普政府彻底放弃美国历届政府“保持中立”的官方立场，不断加码在南海针对中国的海空军事行动。从25次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到2020年上半年超过3000架次空中军事行动和60艘次水面舰艇活动，中美两军南海对峙几成常态。蓬佩奥“7·13”声明更是毫不掩饰地鼓动其他争端国，试图拼凑遏制中国统一阵线的意图昭然若揭。中美在南海的较量因美国的海上霸权主义行径和徒有虚名的“中立政策”愈演愈烈，中美在南海海空“擦枪走火”已不是小概率事件。

美国一些战略精英和智库学者声称中美进入两强相争时代，这些人深受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影响，甚至对这一分析范式深信不疑。建交40年后的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但稍有常识和理性的有识之士都能清醒认识到，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仍与美国有着相当大的实力差距，此其一。其二，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知识和科技大融合，不是民粹主义鼓噪下的逆全球化浪潮所能阻止的。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错综复杂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等诸多因素，也是基于2000多年前历史现象而得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假设所无法预见的。

又到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怎么走

美国大选结束以来，国际舆论对拜登引领美国重回多边主义轨道、重回合作应对人类社会共同挑战寄予厚望，也对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时少些对抗多些合作、少些不确定多些确定、少些战略博弈多些对话沟通抱有一定期待。

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的世界历史一再证明，国与国之间关系并非全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大国在经历风雨甚至激烈冲突之后还是不得不寻求共存。依笔者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亦不例外。中美肯定回不到20世纪70年代的关系，但完全对抗是只会导致“双输”甚至“全输”的下策选择。事实上，中美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探索出如何相处的“第三条道路”，即在全球影响力、多边机制、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等方面的竞争或许难以避免，但在经贸、气候变化以及疫情应对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性公共议题上，合作无疑是唯一正确选择。

简而言之，再次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或可从以下方面构建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

第一，美国的决策者们应摒弃“妖魔化”中国的偏好，对一些政客故意煽动的反华思潮进行纠偏，为恢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外交与安全对话”等政府间对话机制营造积极气氛。同时采取实际行动鼓励两国智库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等人文领域的互动，取消对大学以及省、州之间交流的人为限制。

第二，逐步回归多边组织和机制框架下的中美合作，利用G20、APEC和东亚峰会等全球性或地区性多边机制，围绕全球治理、疫情应对、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及地区安全挑战等议题推动制定共同行动方案。

第三，尝试构建新型双边关系和危机管控机制，力争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确立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