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迫不及待地祝贺拜登胜选的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这并不令人意外。过去的四年里，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和对北约国家的恶语相向让所有盟友都感到不安，他们当然会热烈拥抱那个说“我们将重返赛场，这次美国不再单打独斗”的人。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最近起草了一份计划，呼吁美国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组建新的全球联盟，终结特朗普时代的紧张局势，迎接中国带来的“战略挑战”。

在2015年的第5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拜登与默克尔和波罗申科合影

这可能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跨大西洋关系已经遭受的损害，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填补的细小裂缝。特朗普是罕见的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过时”的美国总统，但他肯定不是第一个对欧洲长期搭美国“安全保护伞”便车感到焦躁的美国总统。

唯一不同的是，他对盟友不留情面的抨击虽然毫无总统风范，但却收效明显。如今，八个北约国家——相比之下，奥巴马政府任期结束时只有四个——正在实现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目标。像拜登这样被布什称为“好人”的总统能否做到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某种程度上，跨大西洋关系成功与否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让其盟友搭便车。当苏联的威胁瓦解时，西方的团结开始分化。尽管美国和欧洲仍有一些共同目标，但它们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美国收缩时，欧洲就不再处于优先位置。

盟国缴纳的会费越多，美国就可能越快摆脱责任，退出欧洲。

只有两种情形可以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联盟。第一种是盟友与美国一起对抗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但中国是美国几乎所有欧洲和亚洲盟友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布鲁塞尔和华盛顿很难在大西洋两岸的大国之间和欧洲内部达成谅解。

对于华盛顿在印太地区的盟友来说，学学美国，喊喊“航行自由”是一回事，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叫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以澳大利亚为例，其出口货物的大约三分之一都驶向中国港口。

第二种情形是中国和俄罗斯结成同盟，引发新冷战。北京和莫斯科越走越近，部分原因是两国都被视为华盛顿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华盛顿对莫斯科的任何压力都只会让俄罗斯更靠近中国，反过来，对北京的压力也会让中国更接近俄罗斯。

中俄两国不仅每年进行联合演习，近年来还举行了计算机模拟反导演习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10月份，当被问及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是否有可能建立军事联盟时，普京总统回答说，“我们不需要它，但理论上说，想象一下还是很有可能的”。

以美国为首的联盟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北约在其官网上宣称，北约的首要目标是促进“民主价值观”，但中国没有表现出挑战任何西方价值观的意图。

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发展模式。尽管中国已经有了全球影响力，但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中国人民解放军增加了在海外的军事活动，但这些活动迄今仅限于人道主义领域。

中国对西方的挑战不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一个“威权”国家怎么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甚至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简短的答案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是从内部产生的。

作为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没有必要挑战现行的国际体系。北京只是证明了并不是条条大路都必然通向罗马，选择不同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国家照样可以成功。

西方的问题在于它自恋地将二战后的70余年等同于“自由的国际秩序”，并希望这一秩序继续下去。但即使大多数机构和规则的确是西方在战后设计和建立的，这样的秩序也不存在。

必须指出的是，1945年以来，非洲50多个国家的独立、美苏对抗以及中国崛起等重大事件，也重塑了国际秩序。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亦对国际安全至关重要。

所谓的“自由的国际秩序”，充其量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全面崛起之前、西方的影响力呈压倒性优势的大约15年左右的短暂时期。

如果小国抱团应对重大外部威胁，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感到有必要加强联盟，那就让人很困惑了。

美国第15任总统布坎南曾说过:“自华盛顿时代以来，避免联盟纠缠一直是我们政策的准则，其智慧无人可驳诘。”看到美国在相反的方向上走了这么远，真可谓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