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拜登成为候任总统已是确定事实，但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获得了7500万张选票（创下现任总统得票纪录），呼吁共和党人“不能放弃，必须学会战斗”。另一方面，拜登获得了创下历史纪录的8000万张选票。而这无疑代表着美国的巨大分裂。

外界已普遍关注美国接下来的对内对外政策将有哪些改变。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今天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什么，或者说，拜登会如何认识当前美国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二是因应这些问题和挑战，拜登将选择追求什么样的国家目标。

一种说法是拜登将重拾克林顿-奥巴马路线，再次走向多边主义和回归被特朗普抛弃的各种国际组织，拜登自己也多次重申美国要恢复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这与特朗普政府过去四年的选择自然大相径庭。是因为拜登和特朗普看到了两个不同的美国吗？可能并非如此。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哪一位身在美国的政客，应该都已清楚看到了如今美国不断加剧的社会撕裂、政党极化和政治对立，但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从何而来、如何解决，却做出了不同的诊断、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建国以来的两大追求

现实问题已将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一些天然缺陷显露无遗：“大一统”在美国的建构不足，使得主权性问题重新回归美国政治生活。

从独立战争到整个19世纪，美国所在处理的主要问题乃是国家建构问题，国家认同即构建政治上的同一性和归属感，曾长期困扰着美国，进入19世纪后期以后，这一问题仍然并没有完全解决。但以往新教信仰人口在美国人口中长期占据着绝对多数，使其不再如以往那样显眼。

同时，19世纪后期以来，构建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一个新的国家追求；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下叶转向全球主义之后，建构和维持全球性霸权体系，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在最近百余年间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优势及转变为霸权国家，给美国带来无限荣耀，但也因此进一步遮蔽了国家建构问题在美国的存在。不仅如此，它被用于证明美国的“制度优势”，也使得美国在进入20世纪中下叶以后，完善内部政治制度不时会被忽略。

对此，美国内部不少有识之士早有深刻观察，比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就提出美国是一个新社会，但却是一个旧国家。原因在于，主权归一是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关键标志，但美国的“三权分立”所造成的，乃是主权性质的权力分立。

在20世纪以来的霸权追求中，仍内置有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的国家建构追求，这是当代美国的最大政治现实。20世纪中下叶以来，国内和国际两大目标同时左右了美国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哪一方面有闪失，都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但相对来说，塑造政治和谐、促进国家认同的目标，对美国来说更为重要；对外目标即霸权加持，很大程度也是策应了国内目标，有利于增进美国人的国家自豪感，进而强化国家认同。

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曾有着比较充足的资源支持，它在很大程度建立在美国乃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因此在国内能够做到为民众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同时通过税收来推进很多福利措施、为化解国内问题创造条件，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构想等即是体现。

国家目标左右未来

美国当前不断强化的社会撕裂和政治对立，正在反映和放大美国建国以来两大目标追求间的不协调，这也表现在拜登和特朗普的不同政策诉求中。

从竞选期间发表的观点来看，拜登相当程度仍延续着20世纪中下叶以来的美国新传统，意图将国内目标的达成置于对外目标的实现中，这与特朗普追求的“美国优先”截然不同。后者标志着美国从20世纪的帝国议程，又回到了19世纪的国家创建议程，而且不再认为“帝国”有利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秩序护持。

特朗普的“转身”所对应的主要现实，一是美国人口和宗教信仰结构的前所未有改变，传统白人人口和新教信仰在可见未来将不再是社会主流；二是20世纪后期以来随自身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美国已逐渐丧失以往在经济、科技及其他方面的碾压性优势，这不仅使其霸权体系难以维持，而且倒灌为内政问题，改变了美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而对国内治理和国家认同带来严重挑战。

过去4年间，特朗普政府给本就受损的美国全球霸权体系又挖掉了不少根基，这提出了一个待解难题：美国究竟该如何在两大目标和追求中做出取舍？在衡量“特朗普主义”可能给美国带来的长期性影响时，也因此需要有两种尺度：一是对美国国内问题的化解和促进国内和谐；二是对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即通常所说的美国霸权体系的护持。

同时追求这两种目标对美国来说已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特朗普未来4年继续当政，可以想见美国霸权体系将会进一步自我瓦解，从不再是全球领导者的角度看，美国可能会遭遇失败。然而，内政问题已是当前美国最需要解决的挑战，如果未来可以扭转美国已经出现的社会陷入瓦解、政治认同高度分裂的趋势，这对美国来说仍是一种成功。

美国未来是重新走向成功，还是走向失败，取决于美国未来对自身如何定位。未来的拜登政府如果以国际合作的方式专注于国内制度建设，将有利于美国政治制度走向成熟；相形之下，特朗普政府过去选择以对外冲突的方式推进内政改良，在损害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政治极化。

在“特朗普主义”已被证明受损大于获益的情况下，美国需要为内政问题的解决寻找新的内外路径，追求霸权目标已非美国所宜，但继续作为并非唯一的领导型国家和为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可能会既利于世界也利于美国。（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