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现代科学正在创造奇迹，但是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需要的不仅仅是疫苗。全球经济从2020年初突然停滞的泥淖中挣扎出来，就像溺水的人想要拼命呼吸到空气，只是经济短暂的强劲复苏却随着居家令的再度实施而宣告终结。经济骤停之后的重启很难算得上是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无论是否有疫苗，2021年的世界经济展望都比简单的反弹要有挑战得多。

人类历史上的瘟疫都曾产生过长期的负面影响。它们对总需求和总供给造成不可逆的扰乱，再叠加对人类行为准则的重新思考，经济的复苏过程很容易夭折。因此，疫情之后的经济常常处在一个停滞不前的脆弱境地，就此而言，眼下这波新冠疫情很难说会是个例外。

2021年的上半年看起来会是历史的重现。除了中国通过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置于经济发展之上，有效控制住第二波疫情之外，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开始新一轮的居家令。这一轮居家令虽然没有第一波疫情时那么苛刻，但是它正好赶上年末的消费高峰，今年消费数据的季节性很有可能没有往年那么明显。

对美欧经济来说，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双底衰退的风险。实体经济的故态复萌与股票市场的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股市的乐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主要经济体的零利率货币政策，而非实体经济的韧性。股市的表现可以视为市场对未来投出的信任票。

与此同时，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其他风险也不能掉以轻心。美中冲突是我最担心的。随着贸易战演化成科技战，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站在通往“新冷战”的关键路口。疫情后的世界经济展望很大程度取决于美中能否从冲突的升级转为冲突的解决。

拜登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提供了一个机会，但要实现美中冲突的化解并不容易。两国关系的紧张沉疴已久，可以追溯到特朗普上任之前。美国和中国如今急需一个新的互动框架，最重要的三个基石如下：

一是对话。以前有过定期举行的战略和经济对话，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在中立地区建立永久秘书处，全日制处理涉及中美关系从贸易、科技到网络、人权等所有议题。秘书处负责数据共享，联合政策撰写，双边协议执行和透明的争议仲裁。

二是贸易。核心问题应该转向解决储蓄不平衡，通过增加美国的储蓄和降低中国的储蓄来缓解两大经济体的贸易不平衡。这种方式同样可以助力两国国内经济。中国减少盈余储蓄，将为内需找到新的支撑点，这与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政策一致。同样，如果美国致力于提升国内的中长期储蓄、投资和生产力，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也能得到改善。

三是结构性考量。最终，美中争议解决的焦点需要从双边贸易转移到关键的结构性议题，比如知识产权、技术转移、国企补贴和网络安全。美中的结构性议程框架应当建立在改善两国市场准入，提供增长机会的基础上。基于规则的市场准入应当首先从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开始。这将经受时间的考验，也是两国之前长期使用的方式。美国已签订42份双边投资协定，而中国目前有超过100份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美中达成双边投资协定将移除跨国企业在两国市场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上限。这项单一条款将摒弃跨境投资中的合资结构，曲线解决关于强制技术转移的争议。没有合资公司，也就没有向合资伙伴的技术转移。一个更广泛的、有执行效力的双边投资协定，也可以被用来解决知识产权、产业补贴和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争议。诚然，两方都很难在多年的持续冲突之后选择主动退让，但是美国和中国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开始重建互信。迈出重建互信的第一步远比留在原地要强。脆弱的全球经济在疫情的阴影下挣扎，这正是需要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展现领导力的时候。疫情之后的世界承受不起更大的冲突。（作者是耶鲁大学全球事务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