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海洋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海洋大国群体性崛起，因海洋而起的海洋地缘政治也在悄然兴起，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现状，日益影响世界政治未来。

第一阶段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地缘政治主要围绕欧洲陆海争霸进行，核心是陆权斗争，海洋争斗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并对陆上争霸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第二阶段从英国海上崛起至一战前夕，西方殖民国家围绕海外殖民地展开争斗。陆上争霸正酣，海洋争夺上升为大国争斗的主要内容，陆海斗争彼此影响和相互作用，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阶段从一战开始至二战结束，世界地缘政治因海洋争斗和海军力量竞争而起，又以海上战争的成败结束，陆上争斗既是两战之间“20年危机”的重要内容，也是二战的重要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牵连国家之多、覆盖范围之大、涉及问题之广，使得政治家不得不对复杂棘手的欧亚陆海问题实施整体统筹，地缘政治学说首次在现实中得到世界意义上的实践。第四阶段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两个阵营在冷战时期展开的全球争霸，既有海洋边缘地带优势权斗争，也有围绕蓝水海域的控制权之争，斗争以苏联解体而告终，但并不能说明美苏争霸是海权国家对陆权国家的胜利。第五阶段为冷战结束至今，海洋地缘政治斗争更趋复杂，既有沿岸国海洋权益之争，也有大国间海洋竞争，更有围绕全球海洋治理展开的国际斗争，呈现性质各异、内容多样、影响深远等特征。

一是国际战略格局通常对海洋地缘政治带来深刻影响。国际战略格局是指世界主要战略力量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因素相互作用并形成较为稳定的基本结构，其对海洋地缘政治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首先，国际战略格局的时空范围基本限定了海洋地缘政治斗争范围。近代早期，欧洲大国在对外扩张中逐渐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具备了海洋争斗的实力资本，它们之间实力对比状况和争斗范围，直接决定了海洋地缘政治的空间范围。其次，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和特征，影响着海洋地缘政治的主要内容。近代早期，欧洲大国间的陆权斗争逐渐外溢至海外殖民地，使得海外殖民地的斗争相当程度上带有欧洲烙印。同理，两极格局下美苏在全球范围展开的霸权之争，决定了欧亚区域海上军事领域中的斗争与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海洋地缘政治深深地打上了大国争霸的印记。当然，海洋地缘政治也会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反作用，特别是当和平时期陆上地缘争斗告一段落、海上问题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体现国家海上实力变化的海洋地缘政治，对国际战略格局发展走向将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国家实力变化对海洋地缘政治演变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因过分强调实力而饱受诟病，但不可否认，国家综合国力特别是海上综合实力，仍然是影响海洋地缘政治变化的恒定因素。英国若非19世纪末叶因国力不济难以维持在远东的统治地位，就不会放弃多年来坚守的“孤立政策”于1902年与日本结盟，此举直接导致日本在远东势力的快速增长，并最终埋下了日美矛盾的祸根。同理，印度正是因为不断崛起，所以已不满足于只在印度洋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实力作用于海洋地缘政治的第二个方面，还体现在作为国家综合实力标志的海军力量，在过去的历史中，海军力量都无一例外地成为西方列强寻求海洋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大规模海上战争通常是颠覆世界和地区海洋地缘政治秩序的主要方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一方面，中国提出了以和平发展理念为核心的新国家发展道路，倡导通过相对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并以自身行为践行这一伟大创新理论，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赞许；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利益依存度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海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准则，也对各国的海上行为产生了一定约束作用，这使得实力作用于海洋地缘政治的方式首次有了改变的可能，国际规则有可能成为重塑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抓手和关键。

三是海洋科技是促进海洋地缘政治变化的重要基础。海洋科技既是认识海洋、知晓海洋的一把钥匙，也是人类认识海洋地缘政治问题的基础。如果人类还是恪守“天圆地方”而无“地圆说”支撑，没有指南针和先进航海技术作保障，无论是迪亚士、达·伽马还是哥伦布，都不可能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同理，20世纪80年代海洋科技加速推进，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提高了各国开发利用海洋的能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历经十年的讨论磋商、斗争妥协，终于在1982年颁布实施，成为界定和规范国家海洋利益和海洋义务的根本大法。

进入新世纪，海洋科技对海洋地缘的影响超出想象，不仅成为国家开发利用海洋的基本手段，也成为国家维护海洋权益的有力武器，更有可能成为国家掌握全球海洋治理话语的重要力量。试想，如果没有科学缜密的海洋科技为支撑，深蕴在大洋深处的渔业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生物资源就无法得到开发和利用；如果不能详尽掌握相关海域地质地貌等信息，就无法在海洋划界和外大陆架提案中支撑国家的主张；在全球性海洋问题不断涌现的今天，如果不能依托先进的海洋科技获取科学严密的海洋信息，就无法在海洋保护区、大洋矿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谈判、极地治理等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并参与制定海洋国际规则。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没有强大的海洋科技作为支撑，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维护海洋权益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与海洋霸凌国家作据理斗争就会缺乏底气，依据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也有可能落空。

四是规则范例是推动海洋地缘政治合理调整的主要路径。海洋规则范例是指那些历经学理和现实斗争、体现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准则和规范。海洋规则范例内容繁多，有的表现为某种价值观，如公海自由、航行自由；有的是国际公约，如国际上关于防治倾废、防止倾核废料的公约等；有的是习惯法或国际惯例，如海上避碰规则等。在过去的数百年海洋地缘政治变化中，国际规则对约束海洋行为、严肃海洋纲纪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籍强大科技能力尽占海洋话语优势，主宰海洋规则制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在海洋利益分配上尽占优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海洋国家群体性崛起，在海洋事务上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不断增大，围绕海洋规则问题，海洋新兴国家与海洋守成国家既有合作和妥协，也有斗争和博弈。另一方面，全球性海洋问题不断涌现，如全球气候变化引发海平面上升导致小岛屿国家生存危机、海洋自然灾害不断增多、海洋保护区和国际海底区域的划设、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以及非常法捕捞等问题，不仅考验国际协调机制，冲击现有海洋秩序，也对全球海洋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制定体现全人类普世价值、共同道义、道德法则的海洋新规则，事关海洋地缘政治的合理调整和有序变化，事关公平正义海洋新秩序构建，事关人类海洋持久和平稳定。

五是国际协作是促进海洋地缘政治有序变化的有效途径。海洋地缘政治就其本身而言，是解决主权国家、海洋空间和权力关系的学问。伴随主权国家的变化、特别是实力关系的变化，海洋空间争夺变得越来越重要，海洋地缘政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并反过来对世界政治面貌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协作就像一支润滑剂，对海洋区域格局调整乃至海洋地缘政治变化发挥较大的积极作用，矛盾主要方关系处理得好，大国之间的协调或协作工作做得好，权力实现和平转移，对海洋地缘政治带来的影响就小；反之，则会导致海洋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甚至引发动荡和战争。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过程中，英德这一对曾经相对友好的国家因在一系列问题上矛盾激化、反目成仇，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其他大国之间也没有很好地处理好彼此关系，使得英德矛盾很快演变为两大国家集团的矛盾，战争不可避免。反观二战期间和之后的美国，凭借适应时代潮流的“先进”海洋理念、娴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与西方大国良好的协调关系，不仅牢牢地拴住了英国，而且通过推动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把欧洲大国拉入自己阵营，既实现了美英海洋权力的平稳过渡，也把整个西方团结在自己一边。基于国际协作的重要性，中国要实现海洋崛起，需要提出先进的海洋治理理念并使之落地开花，构建成熟的海洋治理机制，促进良好的大国关系协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采取更加娴熟的外交艺术，理性而智慧地对外施政。

（作者是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教授）